吴秉杰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

    关仁山 作家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 著名评论家

    当前，我国农村正发生着最巨大、最深刻的变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注农村、关心农业、关爱农民，繁荣农村题材作品的创作及出版，是当代写作者和出版者的使命。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农村题材作品创作出版研讨会”在江苏省华西村举办。记者为此采访了三位农村题材作品的作家、评论家。

    不能不关注农村和农民

    记者：中国农村题材创作及作品是与新文学同时诞生的。“为人生的艺术”，不能不重视和关注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和农民。讨论当前农村题材创作问题，必须考虑到中国文化传统、时代文化潮流，及相应的文学规律、文学样式、艺术视角、精神追求、价值取向等一系列问题。请你以此为主线，回溯近一个世纪的农村题材写作。

    吴秉杰：中国自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祝福》等名篇始，就开了农村写作的先河。上世纪20年代形成的乡土文学，其代表人物如叶圣陶、台静农等，从各个方面表现了旧中国农村生活，提供了富有地方色彩的乡村风俗画面。可以说，从“五四”发轫的中国农村题材写作一开端，便在水准上设定了标高。差不多所有重要的作家，如茅盾、老舍、沈从文、萧军、萧红都有农村题材的名作——茅盾先生的《春蚕》，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

    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创作是“走出来”的农村写作，那么其后则是“走进去”的农村写作，即：深入生活。《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成果。《李双双小传》、《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塑造了真实、生动、鲜明的时代农村典型。

    十年“文革”后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复兴时期，我国迎来了农村题材创作的一次高潮。以“伤痕”、“反思”形式出现的农村题材写作，深入人心并引起全社会共鸣。《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陈奂生上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万家诉讼》、《人生》等作品相继出现，作家的身份或是“知青作家”，或是本土作家。他们与所表现对象融合无间，创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农村题材出版阵容强大，品类众多。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重心转移到城市，都市小说、欲望化写作、私人化写作流行，都市精神面貌被充分表现，农村题材写作一度沉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呼唤人文关怀，引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农村人群重新鲜明地进入了文学的视野和出版的视野。

    “三农”问题是当代文学的重要母题

    记者：综观当前农村题材创作及出版整体现状，面貌如何？特点如何？实力如何？

    吴秉杰：“三农”问题是我国新文学孕育和生长的重要文学母题。农村和农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绕不开的一个巨大存在。我们现在又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文明进步，需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放在突出位置。在最近10年，我国农村题材创作出版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

    如当代作品中，表现农村改革现实的长篇剧作有吕雷的《大江沉重》、孙惠芬的《歇马山庄》、关仁山的《天高地厚》、何申的《多彩的乡村》等。《大江沉重》把县、乡镇和农村的变革发展结合起来描绘，预示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色，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英雄颂歌；以创作农村题材著称的关仁山的作品，在把握时代的脉搏上表现出一种敏锐，《天高地厚》把农村变化的新信息组织到斑斓画卷的创作中。它告诉人们：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在消失，新一代产业农民正在崛起。新农村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增长的要求，新农民的人格建设更为重要。

    此外，还有贾平凹的《秦腔》、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董立勃的《白豆》、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近期出版的有，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毕飞宇的《平原》、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阿来的《空山》、刘庆邦的《红煤》等。报告文学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黄济人的表现三峡移民的《命运的迁徙》，梅洁的《创世纪情愫·来自中国西部女童教育的报告》，关仁山的《执政基石》，鲁顺民的《三百八十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北方的农村和农民》等。可谓枝繁叶茂，阵容强大，成就非凡。

    记者：作为当代文学出版的评论家和撰史者，你如何评价当代农村作品的特质？

    孟繁华：在中国百年文学出版史上，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在现代文学起始时期，乡村叙事是分裂的：一方面，穷苦的农民因愚昧、麻木被当作启蒙的对象；另一方面，平静的田园又是一个诗意的所在。因此，那个时代对乡村的想像是矛盾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的发表，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此后，当代文学关于乡村中国的整体性叙事几乎都是按照这一模式书写的。“史诗性”是这些作品基本的追求。《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红旗谱》、《艳阳天》、《金光大道》、《黄河东流去》等概莫能外。

    整体性的瓦解或碎裂，是当前表现乡村中国长篇著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整体性的叙事很快就遇到了问题，不仅柳青的《创业史》难以续写，而且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生活真实”的方式，率先对这个整体性提出了质疑。陈忠实的《白鹿原》对乡村生活“超稳定结构”的呈现以及对社会变革关系的处理，使他因远离了整体性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某种特性。在孙惠芬的《上塘书》中，上塘的历史已演化为一份“村志”，那客观性的记录或有意滤去的历史建构，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作家面对历史的困境。在张炜的《丑行或浪漫》中，历史仅存于一个女人的身体中。在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中，王榨村的历史几为真空。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难以整合的历史。

    着意塑造新的“农民英雄”

    记者：你作为一直坚持农村题材创作的河北“三驾马车”之一，在创作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关仁山：作家的作品应该自觉地把艺术生命的“根”，深深扎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深入生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生活贵在体验。因为故事可以编织，但是感情是编织不出来的。我有时自问：我心中到底还有多少感情积累？你真正了解农民吗？农民想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他受过什么苦？他什么时候真正高兴？什么时候苦闷？他复杂的感情世界是什么样的？

    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时代？社会转型变革，充满生机活力；同时，欲望膨胀、心情浮躁、价值观混乱……农民更是弱势群体，不仅生活艰辛，而且精神迷茫困惑。农民和土地给城市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新农村”建设是有动感的。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既有新的硬件，还要有新的软件、新的设施、新的环境、新的房舍、新的公共服务、新的社会保障和新的精神风貌……在这些“新”里锻造出一代中国新农民。一个创作者赶上这样大变革的时代，获取非常丰厚的精神资源，是非常的幸运的。这无疑是一个历史契机。

    记者：你提出要敢于塑造新的农民英雄，当今农民英雄特征如何？新元素是什么？

    关仁山：文学最终是写人的。当今人怀疑崇高，要塑造可信的英雄，就要敢于直面中国当下的农村变革现实。我们更加关注的还是这个变革时代的农民的命运和灵魂。我创作《感天动地》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今天的农民英雄与梁生宝、朱老忠、肖长春、陈奂生截然不一样了。新农民的新元素在哪里？他们有新的素质、新的观念和新的壮举。他们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似乎奔走在“土地与市场的半路上”。我力争写出转型时代的农民之魂，塑造出最后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英雄。这个英雄应该有极大的个人魅力。他有对农民和土地超常的爱，但是，他就在痛苦的阵痛中，在失败中站立起来，革命性地完成了农民人格到商业人格的转型。从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重新审视农民的行为动因，给乡土小说赋予新的生命、新的灵魂。我们还要塑造形形色色的农民众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