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这个年份，将台静农88岁的一生，整齐地划为两半。

    之前，台静农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乡土文学家”，他在20年代完成了《地之子》、《建塔者》等小说，被称为“新文学的燃灯者”。香港作家刘以鬯曾说：“……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之后，44岁的台静农远赴台湾大学中文系教书，他就此投身教育，兼修书法，“汪洋般的激情、直白的呐喊、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前进姿态”，在之后的44年里全都“戛然而止”。

    “从那时起，台静农就从文坛中销声匿迹。他的沉默，是一个谜。”当记者向中国社科院现代文学专业教授李存光提起台静农时，他这样回答。

    这位教授的疑问，也是台静农诸多学生的疑问。20多年前，台静农的学生蒋勋赴欧洲读书时，在鲁迅的杂文、札记、书信中陆续读到“台静农”这三个字，他这才知道，“原来台先生也写过小说”。他不禁问道：“台先生早年锐利的文学创作，为何在盛年突然中断？这其中，埋藏了怎样沉痛的信息？”

    台静农从未作答。只是，翻开那个年代的历史，浮出一丝血色。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因宣传鲁迅和“五四”运动，引起当局怨恨。1948年2月19日，他在夜间被破门而入的歹徒砍死。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因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被辞退。同年7月3日，他在苏州投水自尽。

    中文系主任下一位继任者台静农，对自己的过去“似乎忘得一干二净”。他从不向人提及“曾师事鲁迅，鲁迅亦视之为挚友”，也从不向人提及，“在二三十年代，他曾三次入狱，皆因对现实的尖锐批评”。

    这个曾经“激进的热血青年”，成了在学生眼中“平易、宽厚、温和”的台先生：他在台大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任何人进去都不必喊报告；晚会上，台静农与学生做集体游戏“母鸭带小鸭”，“抬手扬脚间极为认真”。

    被学生们不断怀念的台先生，是台大中文系“自由、开放、宽松、包容”学风的缔造者，一位教员曾这样热情洋溢地赞道：“他的中文系，是一个大平等，是一个大庄严！是一个庄严的平等，是一个平等的庄严！更是一个和谐的秩序，是一个秩序的和谐！”

    学生们常去台静农的书斋高谈阔论：文学、历史、戏剧……但一涉及政治与现实，“台先生便闭口不谈”，只是，偶然间也会流露出某种情绪：“时代真是变了。从前写小说还得坐监牢，现在写小说，可以得到大笔奖金！”

    台静农的书斋名为“歇脚斋”，他曾说：“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抗战以来，到处为家，暂时居处，便有歇脚之感”。

    但这一歇就是40多年。40多年中，台静农疏于写作，不谈故人，也不追往事。有人劝台静农写回忆录，他拒绝道：“能回忆些什么呢？前年旅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一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像一张封尘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音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

    但令不少学生铭记在心的，却是台静农当年讲述《离骚》、《九歌》时“响亮的皖西口音”，因为台先生“不教唐诗宋词，而专教《离骚》、《九歌》”，对屈原、嵇康、阮籍等狂士“情有独钟”。

    台静农常言，“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有学生回忆，“若是天热，他说喝酒祛暑，若是天冷，他便说喝酒可以御寒；无论冬夏，台先生都有理由教人喝酒。”

    暮年的台静农，书法之名甚大，时人评，他醉酒后写的字“最为上品”。他常书“竹林七贤”中向子期的《思旧赋》，其字“盘曲扭结，仿佛受到极大阻压的线条，努力反抗，向四边反弹出一种惊人的张力”。

    散文家董桥却在这字里看出了“太多的心事”，“台先生的字，只能跟有缘的人对坐窗前谈心。我天天夜半回来，走进书斋，总看到他独自兀坐，像有话说，又不想说。台先生一直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