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中国是一个大国，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个老问题。高等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处理不好，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明显感觉，地方高校的学术水平在加速下滑。原因之一，就是人才外流，向中心城市转移。从个人来讲，人往高处走，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从全局考虑，却令人担忧。

    梁：现代中国的大学，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大学从中心城市向内地迁移，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抗日战争初期，许多大学从北京、上海、南京迁到西南，比如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抗战结束，这些大学都迁回去了。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比如交通大学的一部分从上海迁到西安。一次是“文革”中，比如中国科技大学从北京迁到合肥。头一次是因为外敌入侵，后两次是行政的力量使然。在和平环境里，今后恐怕不能轻易采用行政的方式，改变大学的区域布局。

    毕：就个人的发展机遇而言，教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和中西部地区或中小城市工作，差别是很明显的。不光是经济收入水平不同会导致生活水平不同，还有学术环境和发展机遇的差异。如果在北大、清华教书，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很多。如果在偏远地区的学校教书，可能永远得不到国际交流的机会。越是名校，学术气氛越浓，学术自由度越高。越是偏远的地方，官本位的意识越浓，行政力量对教学的干预越大，对思想创新的容忍度越低。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对北大、清华构不成威胁，却能把地方院校折腾得鸡飞狗跳。教师出走，并不都是怕生活艰苦，有的是追求学术自由。

    梁：现在一些院校，想吸引学术带头人，提出的条件往往是多高的年薪、多大的房子、多少科研启动经费。他们可能想不到，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

    毕：这几年毕业的博士越来越多，有意从海外归来的博士也多起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学科的博士已经供过于求，博士求职难的现象已经出现。如此一来，地方院校引进人才的机会越来越多。关键是用什么标准引进，引进什么样的人才。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地方院校的招聘广告，对人才的理解都比较机械。

    梁：地方院校并不是没有吸引人才的可能，关键是要理解人才，善待人才。比如早年的山西大学、广西大学，也曾经聚集不少人才。早年山西大学就因为安特生、丁格兰和新常富这些外籍教授的关系，一时培养了像王竹泉、王曰伦和孙建初这样优秀的地质学家。服务家乡，在中国文化中也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因素。那时许多名教授在地方大学任教，多数是出于对家乡的情感和当地行政长官对这些教授保持的敬意。另外，师徒关系也能使高水平的学者把他们的弟子吸引到师傅需要的地方去。这些情感因素，常常具有超越城市、薪水等硬性条件的作用。

    毕：山西大学早年曾经很出名，成立很早，仅仅排在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之后，是中国最早几所高等学府之一。不少名教授出于对故乡的热爱，都曾离开名校，去那里服务。后来被别的大学纷纷超过去了。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外，政治因素也不能忽视。据我所知，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从外面回乡的名教授处境很惨。比如常风先生，原来是清华的才子，在文艺批评领域很出名，后来在山西被打成右派。晚年改正后，已经边缘化。去世后，家属在治丧的时候，希望称他为著名学者，校方都不同意。还有一位阎宗临先生，治世界史的，本来很有成就，回了山西，却什么也做不成了。曾和他共事的饶宗颐先生去了香港，后来成了大师级的人物。一个教授心情舒畅，就可能凝聚一批人才。一个教授挨整，也可能吓跑许多人。虽然这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陈年旧事，但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梁：现在高校的收入不错，用人的权力也已扩大，房子、户口这些因素，渐渐不再成为人才自由流动的拦路虎。如何提升地方大学的品质和活力，改善吸引人才的软环境，已经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谁家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完全有可能很快崛起，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