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岁那年,我第一次背起行囊,踏上远去的旅途。那时我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最终在两个月后,来到了川藏交界的金沙江畔。在随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怀念着那个夏天的经历,不知道是怎样的力量推动着我,让我完成了这初次的旅行。
现在想来,那时在脑海里,似乎只有“一路向西”的信念,这种信念如召唤般,虽然无以寄托,却反倒是最本质的推动力。在那时的我看来,“远方”是一种意像,它没有具体的终点,只能以对自身的背离为方向。实际上,这种旅行是没有目标的,因为不知何处为归途。但或许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执著地、不知疲倦地走着——把现实中的自我,不断地抛到身后。
当凯鲁亚克为西方的年轻人所推崇时,这位历史上著名的嬉皮士始终把“去远方”当作自身的志业所在;余秋雨先生在描写李白时,也渲染出诗人有意把自己置于异乡,直至漂泊一生。对于旅行者而言,“远方”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魔力,它是一座空中花园,闪动着灵性的光辉。无论何时,这些“远方之地”看上去总是美好而遥远,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们是幻想中的乌托邦。
“乌托邦”来源于希腊文,它所意指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世界,这样的世界是缥缈的,它注定不可能实现。当我们为现实中的生活而遗憾,试图去寻找更为美好的世界时,作为现实的对立物,它一定存在于遥远的彼岸。因此乌托邦之于人们,一定是不同于以往的体验,只有在远方的盛景里,我们才能找到想像中的世外桃源。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生活和宏大主题,就是我们想像中的乌托邦:我们在不少电影里看到,年轻人怀揣着梦想来到大都市,试图在那些大舞台上实现自我价值。当留学热潮兴起时,这种乌托邦式的意涵,在很多中国人心里逐渐转化为对海外生活的憧憬。
但是今天,当中国社会在更加现代的意义上,已经融入世界的步伐后,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情怀:这是一种对精神力量的重新发现,它讲述着更加人文化的命题。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里,都市魅力和西方化的生活,早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孕育出异己的内涵。每个现代人都需要转过身来,向那些古老而多元的文明投去崇敬的目光,因为那里是我们人类所共有的乌托邦。
正是这样,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开始游走于乡土的怀抱,他们希望在那些没有被现代文明沾染过的群落里,找到生命原初时所拥有的质地。在当今的价值取向里,我们开始反复咏叹着这样的乡土气息,它有着纯白的“质性美”。其实在18世纪时,雪莱就曾以此为题,写下了他那不朽的长诗。
这种感觉,有点像乡村音乐所营造的精神内核,在西弗吉尼亚的土地上,约翰·丹佛曾高唱道:乡村路,带我回家。在最近一期的《读书》上,吕新雨则这样评价以西藏为题材的记录片:西藏作为远方的象征和不同于现代文明的异质性,它寄托着对乌托邦的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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