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杰说，宽严失当的一种表现是，本该追求科研质量却变成了盲目追求科研数量。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目前有很多杂志的编辑表示，凡是来自中国的论文首先要打一个问号，一些主编已经要求我们自己先把把关。科研论文数量的确上去了，特别是在国内，期刊越来越厚，文章越来越多，但质量并没有相应提高。其他国家的科研工作者长时间集中精力做一篇高质量论文，可我们把一篇文章拆成两三篇都很常见。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77.39％的院士对我国学术界目前的科研道德状况给予了“非常严峻”和“比较严峻”的评价。”

    “现在有好多单位，科研人员拿到科研经费后做什么都行，听说有人为家里买电冰箱都用课题经费报销。我们国家本来科研经费就不足，在管理上再不严格，本该严格控制的科研经费就会失控。

    郭传杰说，他在国外留学时发现，导师通常是通过纸条和学生沟通观点，凡是跟学生谈学习、工作，导师用的纸条都是公文纸，在科研经费里报销；凡是学生周末到导师家里，用的纸条都是导师自己掏钱，从校园商店里买来的。在那里，科研经费管理严格，公私分得很清楚，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

    郭传杰认为，科教管理者应该负起责任，营造一个好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