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别人告诉我的。那人和白烨老师很熟，见了面要点头哈腰且做崇拜状。大家都是文人，点到为止，不往深了说。其实她的意思我清楚，她是说白烨老师把“评论文学”当做一样谋生工具。

    我和白烨老师并不熟，或者说没有熟到能去问他知道不知道围着自己身边的到底是一帮什么人，反正每次开会，那些私下里唧唧咕咕说白烨老师“夹着黑包领红包”的人，都会对白烨老师笑脸相迎，一口一个“白烨老师”，热情得紧哩——而白烨老师则对他们掏心掏肺，我就亲耳听他说过一次，说他每次写书评最短也要用一个星期时间，一天用来泛读，一天用来精读，然后要再沉个三两天，这才真正动笔，动笔又要一天时间，写完以后还要再放一放，正式发表之前还要有一天专门修订润色。众人听了，纷纷说白烨老师太辛苦了，当然其中有些是百分之百的口是心非。我当时本来想说一句话，但终于咽下。我又不是“80后”，我这个岁数的女人，不能假装天真无知，因为已经不天真了。

    其实，我想说的话是——白烨老师，您不必那么辛苦。您还以为这是一个评论家的时代吗？差不多可以了，谁还会真的注意是谁在评论以及评论的是什么？

    当然我是错了。白烨因为评论了一句“80后”，说他们尚未进入文坛，结果一夜成名。这说明还是有人在意他评论的是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很黑色幽默，白烨作了一辈子的文学评论，但最后出名的却不是他的评论，而是他的“被评论”。

    韩寒是一个天才少年，他哪里懂得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是一件易事。如果我不是在“韩白之争”之前认识白烨，也许我就不会觉得白烨冤枉，甚至可能会像韩寒的粉丝一样，觉得韩寒骂得真是过瘾——什么叫文坛？你们几个人弄一个坛子，把在手里，就叫文坛了吗？说老实话，在韩寒所厌恶的那个圈子里，确实有很多令人厌恶的人，与那些人相比，白烨不仅“厚道”，而且“相当厚道”。

    白烨是陕西人，有陕西人的仁义。有一次，我跟他抱怨，说一个熟人要开作品研讨会，非让我去，但是她那本新作实在乏善可陈。我倘若不去，肯定得罪朋友；倘若去，我又不愿意太委屈自己，一本自己明明不喜欢的书，怎么能说好？

    白烨没有直接给我解决方案，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老家一个文学青年来北京开作品研讨会，他看了作品，觉得一般，就是写了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而且也没什么文学性，但终归禁不住人家磨，磨来磨去心就软了。那次研讨会，他可是长了见识，第一个发言的人，说这部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一听，觉得实在是高妙，既符合事实，没有说谎，同时很像是正面评价。我当即哈哈大笑，问白烨是不是以后只要遇到平庸的作品，就夸人家说“很有生活气息”？

    白烨笑笑，尽在不言中。但同时告诉我一个诀窍，越是相对平庸作品的研讨会，越要抢在前面发言，因为前面的人可以抛砖，随便评论几句“生活气息”之类，但到了后面，便宜话都被人家讲完了，你要想既不违心又不得罪朋友就难了。我对白烨的好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因为他本不必跟我说这些话。我并不是他的朋友，最多是熟人而已。倒是在那之前，我曾经跟一些看上去跟我关系要密切得多的人说过同一件事，那些人居然好意思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对我大讲特讲“气节”。真逗，我又不是没见过他们的“气节”。

    那次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白烨忽然心生感慨，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初入这一行当，曾给自己立下一个原则——好书说好，坏书说坏；但世事沧桑白云苍狗，现在他不这样了，遇到好书，他继续说好，遇到坏书，就放到一边，不评论就是了。当初的原则改为今天的底线——好书说好，坏书不说坏。我听了，当下心有戚戚。他是真把自己当做文坛的保姆，总担心自己一个“坏”字，可能会毁掉一个文学青年的前程。

    其实，一个人太厚道了，反而容易让人觉得可疑。而那些地道的滑头鬼，却没有人能抓住他们的把柄——比如那些好书不说好，坏书却一个劲向你推荐的家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