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中山大学能让优秀学者免于考核很好。但一般的大学教师也经不住目前这种考核的折腾。许多大学教师感到失去职业尊严，沦为打工仔。数字化管理，就是监工的鞭子。

    梁：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最近向路甬祥院长建议，中国科学院应当带头砍掉一半会议。他说在SARS爆发期间，他埋头做学问，3个月与合作者完成了三篇论文。恢复正常后，却写不出好文章了。瘟疫竟然创造了学者需要的研究环境，真是莫大的悲哀。

    毕：最近我和几位大学里的朋友聚会，他们说，倒不是为会议所扰，而是为评审博士论文忙得昏天黑地。在哲学系当教授的朋友说，每天要审一本博士论文。在文学系当教授的朋友说，每天要审三本博士论文。现在文科一般要求博士论文的篇幅在十五万字以上。博士论文又不是通俗小说，一天看三本，谁能从头到尾细细看过来？

    梁：博士论文答辩，一天要安排八场，上午四场，下午四场。节奏再快一点，就赶上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赛了。

    毕：他们也是没办法。甲教授的学生要请乙教授参加评审，乙教授的学生要请丙教授参加评审，丙教授的学生又要请甲教授参加评审，就是这么小的圈子，谁也离不开谁。你就是力不从心，也无法推却。

    梁：博士硕士论文答辩，都安排在一个季节。学生不答辩，就不能毕业，拿不上学位，要影响就业，还有户口等一大堆实际问题。

    毕：在这种情势下，谁又能认真评审？匿名评审也无济于事，至多淘汰一些太不像样的。

    梁：我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每年到底招收多少博士生、硕士生是合理的数量？招多少是最高的限度？掌握行政权力的部门对此有没有研究、有没有论证？吴院士建议科学院的会议砍掉一半，我建议中国招收博士生的数量砍掉一半。

    毕：起码可以逐年递减。否则，质量继续滑坡的趋势无法扭转。

    梁：我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材料，不好简单下结论，但我有一个经验性的认识，说出来其实也极简单，那就是，一般说来每一个时代人才的总数大体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无论选拔方式如何不同，人才就是那么些人，聪明学生的总量是一定的。文革十年停止高考，没有体制化的选拔方式，但真正的好学生，最后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流动到社会的上层。虽然其中有一些精英可能错失了机会，但就人才的总量观察，大体还是平衡的。这就提醒我们，在某个区域的某一个时段内，精英的总量并不因为选拔机制的改变而出现大的波动。学位、学衔的猛增不能带来人才的猛增。所以，以机械的量化方式统计人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给研究者自由，才是释放人才潜能的最好办法。管理要建立在充分尊重自由的基础上。

    毕：特别是人文学科方面，如果一个人不是长年积累，而忽然做出许多研究，那是不正常的。有些学者可能会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成果问世，所谓“终年著书无一字”。但当他们的研究一旦成熟的时候，成果会不断出现。让教授自由，让学术独立，才是管理大学的最好办法。真正的教授，不管理他们也要研究，混饭的教授，以现在的管理办法也淘汰不了他们。与其让真正的教授受罪，还不如放开，让真正的教授自由，让混饭的教授也自由。在自由的学术研究中，混饭的教授最终是混不下去的，滥竽充数的总会水落石出。

    梁：中国大学里，现在缺少的还是自由。在目前中国大学的管理方式之下，很难有真正的成果出来。特别是人文学科方面，如今凡像样的研究，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许多都是学院里的边缘教授做出的，或者是学院之外的学者做出的。学术，说到底是学者自己的事。陈寅恪说过“读书不肯为人忙”，那才是真正学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