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邵玉珍正跟丈夫在地里忙着刨白薯，忽听有人喊她，说通知下来了，她被选上了。

    这是去年10月下旬的事。邻居吴家的闺女在《大众DV》杂志社工作，有天回村到邵玉珍家串门儿，唠了一会儿村里的事，村民自治啦，土地承包啦，以及选举和村风等等。邵玉珍对村里的事门儿清，谈了不少看法。

    “大婶子，有件事，我想你参加比较合适。”吴家闺女对她说。

    这件事就是“村民影像计划”，是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应“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委托策划。“村民DV”是影像计划的一部分，2005年9月开始面向全国征选10位村民，打算经过拍摄技术培训后，让他们拿着DV回自己村拍。参加者必须是村民身份，另外要有自己的拍摄主题，围绕着村民自治。

    吴家闺女替她报名去了。邵玉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北京顺义杨镇沙子营村生活了几十年，她家种了16亩地，有白薯、花生、京欣一号西瓜。夫妻俩一年到头在地里忙。

    通知下来时，正是农忙收白薯。听说过几天还要进城培训，邵玉珍天刚亮就下地，紧刨了两天，总算把白薯刨完了。

    得知自己被选上，邵玉珍反倒有些发憷。毕竟是55岁的农村妇女，这些年，一直闷在村里，整天围着地头、灶台、孩子转。冷不丁让她拿起机器拍片子，能拍出来吗？她心里直打鼓。

    但有一种东西在吸引她，拽着她往外走。她在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出去，一辈子就到此为止了。其实，这些年她并不甘心。邵玉珍是初中文化，像她这个岁数的人，有这种文化程度的，没人留在村里当农民，早都进城工作了，她说自己没路子，所以沉底了。

    没过多久，邵玉珍到北京城里参加培训，住上了宾馆。在工作站，她开始接触纪录片。

    刚拿起DV，邵玉珍的手有些发抖。学会了开机、关机后，就被放出去实拍，先拍静止画面，再拍人物。1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村民，开始报自己想拍的选题。有想拍村里采石场的，有想拍扶贫款发放的，有拍选举的，有拍分地的，还有拍藏民如何转向旅游的，轮到邵玉珍，她说想拍“包地”。

    带着这个作业题，3天后，邵玉珍拎着一台DV、10盘带子回到沙子营。吴文光告诉她，万一“包地”拍不成，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随意拍。总之，一个月内，要把10盘带子拍满。

    结果，村里包地的会一拖再拖，老也不开。邵玉珍发愁：我拿什么交作业？那就碰上什么拍什么吧。正赶上村里收获大白菜，人们忙着砍白菜、卖白菜，邵玉珍就拍这。她拍了村民在马路边截车卖大白菜，拍了人们如何侃价，怎样把买家领地里看菜，砍菜，最后装车。她还拍了在马路边等车时，村民们谈天说地、插科打诨、开玩笑、发牢骚的场景。一个妇女在镜头前抱怨，家里买了假种子，今年的大白菜算是瞎了，怎么伺候也长不大，想索赔也找不着人。

    得空，邵玉珍就拎着DV机在村里转悠，见人盖房拍盖房，见人打草帘拍打草帘，见人吵架拍吵架。一天晚上，她听见前院又“叮咣”打起来了，平时，邵玉珍就常给那两口子劝架。她装上一盘带子，赶过去，心想把俩人打架的样子拍下来，他们嫌寒碜可能就不吵了。结果两口子见有人来了，吵得更凶，根本没理睬邵玉珍手里的机器。男人依旧扯着嗓子骂，邵玉珍只好一边拍，一边忙着劝架。

    一个村子生活了几十年，村民们跟邵玉珍太熟悉，对她手里的机器根本不理会，镜头前该干嘛干嘛，该说啥说啥，特别自然随便。见邵玉珍东拍西拍，只是觉得好玩，还像往常一样跟她拉家常：“大婶子，你照相呵？”“你家白菜卖完了吗？”“是不是发财了？”“你照相，干嘛使呵？”“大婶子，你给我家照照去，我家正盖房呢。”

    别人跟邵玉珍说话，她不能不言语，结果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全被机器原原本本地录下了。

    她去拍邻居家盖房，盖房子的男人问：“你那是干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邵玉珍说：“照着玩，什么意思都没有。”房主狐疑：“什么意思没有，照我们干啥？”邵玉珍大声道：“照着玩儿没说吗？这农民就不兴有点儿这生活？”还是不太信：“你指不定干什么，给我们使上点记号了吧？”邵玉珍顶上一句：“这是纪念，不是记号，您别把别人的好心当驴肝肺。”

    有时拍摄，邵玉珍好像忘了是在拍DV，在机器前自说自话：“糊了糊了，我找不着焦点了。”到现在，她也弄不明白什么是焦距，怎么对焦。

    眼瞅着要交作业了，临走的前一天，一大早，邵玉珍拿上机器，让丈夫老张当解说，俩人围着村子拍了一天。10盘带子算是拍满了。但没拍到包地的事，她有些不好意思回工作站。

    10位村民又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邵玉珍觉得别人拍得都比自己好，当初想拍的基本上都拍回来了。邵玉珍和剪辑师在电脑前坐了一天，从她拍的10盘带子里挑出几小段：地头的大树，找村主任谈话，前院人家吵架，两个妇女在打帘，后院人家盖房，挖掘机挖沟，等等。邵玉珍至今还有些过意不去，等把她的带子剪完，剪辑师都吐了。

    邵玉珍给自己的小片起名《我拍我的村子》，没想到一下就通过了。

    因为没拍成包地，没主题，没框框，想拍就拍，很随性自然，邵玉珍的片子歪打正着，脱颖而出。她没想到，《我拍我的村子》获得了“村民DV计划”的一等奖。

    获奖理由是：“摄像机好像成了作者身上的一个器官。这种亲近，以及从中透露出来的幽默感——它们都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出自于本能的率真和本色，是评委们决定把首奖给予这个作品的主要理由。”

    除了专业人士的评选外，工作站又请了5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民评出“特别奖”，结果特别奖又让邵玉珍得了。一个摆摊的妇女见了邵玉珍说：“你拍的，就跟我们村子一样。”

    “村民DV计划”活动结束了，手里使的DV归了邵玉珍。她说以前拍是为了交差，现在，她的拍摄兴趣给逗出来了，拍得更加勤快，得空就拍，有时下地也背着摄影包，到眼下已经拍了30多盘带子，内容包括《我们村里的人》、《我们村里的农活》、《我们村里的副业》、《我们村里的外地人》、《我们村的文艺演出》等等，越拍越觉得村里有好多东西可拍。

    但邵玉珍怎么也没料到，因为拍DV，自己还挨了一顿打。

    她拍《我的亲戚》，其中有个亲戚，家里的瓜棚被人放火烧了，报警后纵火者被抓住，但只关了几天就给放出来。失火的人家没得到赔偿，放火者也一直逍遥法外。邵玉珍的亲戚四处告状，光是局长接待日就去了3次，但是没结果。

    上个月，她亲戚去北京城里上访，邵玉珍跟着拍，想记录下他讨说法的经过。他们一早就赶到东郊民巷，排队时，邵玉珍拍了街上的场景，马上有人来阻拦她，不准拍。邵玉珍不服，跟人家理论：我在大街上拍，凭什么不准？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我拍，你拿出来，我瞅瞅？她不但嘴硬，还拍了人家的警号。这么着，她被人拽进一间小屋里打了，又在附近派出所待了3个小时。最后，她家所在地的派出所来人才把她接走。

    好长时间，邵玉珍都想不开。她说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只是皮肉伤痛，但她心灵的伤，更痛，心里压着屈辱。“打我的人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知道我是个农村老太太，还下这狠手。他们骂我傻×娘们，不跟家好好种地，跑这干嘛？”白天在地里干活时，邵玉珍反反复复地琢磨：“我错在哪里？”别人劝她：“你以为外头都跟沙子营似的，想拍啥就拍啥呵！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拍这些了。”

    “拍。我亲戚这事要一直跟拍下去，我要看看最后是个啥结果。”她说通过挨打这事，感到农民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尊严可言。

    邵玉珍理解的纪录片是这样的：就是用DV记录下发生的事情。她家是村里科技示范户，去大兴参观种白薯，她把过程拍下来。村里请农业工程师讲课，她把课程录下来，这些对村民们种地有用。今年，她开始拍自己一年种西瓜的全过程，从整地、下籽、栽秧、施肥，到最后的收获，现在正打算拍卖瓜呢。

    自打有了DV，邵玉珍更加关注村里的人和事，村里人有事也找她去拍。她认为农民拍DV最大好处是：农民能说自己的话，能在镜头里表现自己的生活。

    “咱本身就是一个农民，还能拍成个艺术家，当个DV工作者呵？没那想法。咱的本职就是种地，农时不等人，忙农活就顾不上拍。但村里要是发生大事，我也会搁下手头的活，拍去。赶上选举拍选举，赶上包地拍包地。反正记录我们村的生活，记录下我们农民种地的艰辛。”

    下雨天，村民们来邵玉珍家，津津有味地看她拍的片子。

    电视上，放着邵玉珍刚拍的素材，拍的是村里的田野风光。蓝天白云下，一大片金黄色的麦田，一大片绿油油的瓜地。邵玉珍一边欣赏，一边啧啧地赞叹道：“瞅瞅，这天多蓝，这空气多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