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这一概念，本身就属于商业包装的产物。而在韩寒、郭敬明等人的品牌效应下，更成为图书市场一大金字招牌。近年来有多少报刊和图书出版物躺在“80后”温床上大获其利，又有多少本来默默无闻的写作者藉此鱼跃龙门，恐怕没人能够说得清楚。在“80后”品牌的光芒照耀下，凡是自我标榜或市场贴牌为“80后”的写作者，俨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正因为如此，当被称作“80后掌门人”的郭敬明身陷“抄袭门”时，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可能不掂量将可能引发的品牌贬值及市场危机。所谓的“清理门户”，也便有着丢车保帅之意。此举说白了就是，当年大伙儿“捆绑上天堂”，如今却不必一起“下地狱”。公开信声明：“郭敬明抄袭是个案，请媒体不要误以为‘80年代后’作家尽数如此。”这再清楚不过地传递了一些“80后”急欲与郭敬明划清界限的态度。

    “80后”虽为市值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但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甚至可以说，自从有了这一非专用商标，“80后”之间的争吵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比如，同样是“80后”作家，郭敬明等人被划入偶像派，李傻傻等人则被称作实力派。这种区别化策略，同样是出于市场的考虑。而郭敬明抄袭案，则为“80后”们提供了新一轮洗牌的契机。

    此次站出来签名发表公开信的，大多是“80后”中不那么出名的写作者，有的甚至还曾经是郭敬明的粉丝。不难看出，公开信活动还有着挑战“黄昏派”偶像郭敬明的市场地位、瓜分“80后”市场份额的意味。也就是说，这一公开信事件，非但意味着“80后”利益共同体的分裂，其实质还是“80后”争夺“市场文学”话语权的小剧场。

    随后相关新闻也证明了这一点。有报道披露，“80后”们的所谓“清理门户”不过是一场自我炒作，参与签名的均为一本“80后”杂志的编辑或作者。如此，抄袭者在被同道抛弃的同时，还成为新一轮炒作的引子，而抄袭案所涉本质问题———写作的道德法规，则以“道德正确”的名义再次被送上文学市场化的祭坛。这种行为，与那些高呼“小四，我们永远支持你”的粉丝的区别，仅仅在于多套上了一块道德遮羞布。

    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人们有时反而会促使自己遵从“公序良俗”。这种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市场道德，或可对应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公开信以“道德正确”为名，正是这种市场自发秩序的典型体现。如果说这场“清理门户”秀还有一点点正面价值的话，或许也就在于此。

    但是，这种个体（基于利益考虑）的自发意识，反过来又凸显了市场规则缺失与社会正义不彰的隐患。因为，一些人为了追逐利益选择抄袭，另一些人又出于利益考量而反抄袭，绝非一个成熟社会的体现。一些“80后”们围绕抄袭案上演的黑白大片，再次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市场化的社会里，这个社会的“市场正义”却极度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