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我知道董先生。他不光是研究当代文学和戏剧的专家，还曾多年担任南京大学副校长。现在仍然是在位的文学院院长。身在体制之中，对于当今大学的种种病症，更有切肤之痛。人们看好韦君宜的《思痛录》，是因为她身在体制中，反思政治运动的荒谬，比党外知识分子的反思别有一种鞭辟入里的味道。董先生也不同于一般教授，他有大学管理层的直接体验，亲身感受了20多年来中国大学治理的风气变化。读他的书，我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梁：正是这样。比如他说：“有一年一位司长来我校视察工作，我当面向他反映：‘现在评博士学位点，有的学校由校长带头四处活动，贿赂说情，严重干扰了评审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位司长很不以为然地说：‘主动出去疏通疏通，使评委了解情况，还是必要的嘛。’你看妙不妙，‘贿赂说情’一下子就成了‘疏通情况’。”他是在场者，这样的细节，更能让人直接感受到主管部门官员的心态。

    毕：他把核心期刊、评奖、评科研项目和有关学科评估的种种评审活动，称作压在大学师生头上的“三座大山”。他说，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科研基地的评审，近几年一个个地都发生了异化，可以说与学术本身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有的大学为了捞到一个博士点，到处求情、贿赂、拉关系，“奋斗”多年，学科非但未加强，反而散了架子。所谓“研究基地”，更是完全陷入了一种非学术化的管理之中，一位处长就可以凭个人的喜怒好恶决定它的命运。我亲眼见识过，一位既是著名学者又是主管文科的校长如何强忍着不去当面驳斥那位处长大人的无理取闹，而在座的各位教授更是敢怒而不敢言。这个细节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梁：董健先生说他是“大学失魂的见证人”。这种自我评价，其实包含着一种历史的感受。现在的大学失去了灵魂，说明过去曾经有过灵魂。现在中国大学的硬件越来越好，但就大学的精神品质而言，既不如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也不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毕：他是这样判断的：上个世纪40年代，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以及官方色彩重一些的中央大学等，都始终作为腐败社会中的一股强大的“清流”而存在着，它们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良知的不可磨灭，标志着一个民族对真理、对正义的追求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然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教育与学术腐败的大量事实，把我这个信念彻底粉碎了。清流难抵浊流，净土悉被污染。

    梁：如今中国大学质量滑坡，弊端丛生，有目共睹。但说到原因，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市场经济惹的祸。董先生不同意。他认为：“中国大学的失魂并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中国特有的教育管理体制破坏教育规律的结果。这一管理体制的根基正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时代僵化的官僚作风与市场经济时代市侩式实用主义的结合上。这样的管理体制，它既要坚持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控制教育的惯性，又要把教育当作‘产业’推向市场。”他的诊断，显然比单纯谴责教育产业化更加切中要害。

    毕：其实，在中国，有资格充当这种见证人的校长、副校长很多，他们在宾馆里、客厅里、饭桌上发的牢骚也不少，许多看法和董先生很相似，有的言辞甚至比董先生还尖锐，但像董先生这样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有理有据地写文章的，却找不出几个。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教育界在历史上有清流的传统，大学失魂的现象无论怎么说也是反常的。如果有更多的校长站出来说话就好了。

    梁：中国大学的毛病，其实大学中人看得很清楚，大学的校长更是心知肚明。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感觉到的东西，却都不愿意明说，或者以为说了也没有用处。更有些大学校长，以为这都是制度决定的，个人无足轻重，只好按惯性行动。董健先生的勇气是他不仅很早就看到了中国大学的短处，而且以自己的勇气向这些东西挑战。也许有人会说，所有大学都这样了，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我以为说出来总比不说好！在位时不能说，退下来说也可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总不能麻木到连批评的愿望都没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