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我在琉璃厂旧书店，买过54卷本史料，重约10多公斤，这些书从古代的社会科学到天文地理，可谓包罗万象，集中国各种资料之大成。仔细翻阅后，发现了一大缺憾，几千万字的记载中，惟独没有留下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资料。

    在《中国水利史》的记载中，对中国海域的记载是没有的。在大禹治水的章节里，史料显示的也仅仅是描绘了他治水造福庶民的功劳。至于在历史上几次人为的黄河之患，如春秋战国时的秦始皇，掘黄河之水淹魏都（今日开封）；北宋帝王为了保卫宋都（今日开封）的安全，责令水利官员改道黄河流向，酿成百万生灵灭顶于洪水等史实；史书作者也只是将笔墨倾注在帝王身上，没有只言片语论及自然与人失谐后，在生态方面造成的遗患。

    中国几千年都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古人或许还无法知晓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近代历史的史料中，笔者也没有从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找到“生态”与“环保”的字样。1938年6月,蒋介石强行在黄河流经的河南花园口处决堤，想以黄河之水阻挡日军南下。现代学者在评述这段历史时，只是将蒋氏行为纳入政治批判的范畴，没有一位学者，从环境保护的视角，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作过精湛的研究——尽管从民国时期，我国各个高等学府，已开始有了生物学这门学科。

    中国古代文明曾领先于世界上其他文明，18世纪的德国诗人歌德，曾有过这样的自白：“当我们还在树林子里生存的时候，他们（指中国）已经有了小说、诗歌了呢！”歌德在这里所言及的，只是我们灿烂文明的一个方面——我们长久地躺在这张跛足的床上打呼噜，却对我们文明之蚀视而不见。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同是德国人的恩格斯，就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过如下的论述：“我们并不是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统治自然界；相反，我们的肉体、血液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从远古到今天，我们历代学者与科学家，虽然在其他学术研究中，有着优秀的成果和发明，但在生态学方面，少之又少。笔者翻阅了我国丰厚的各种史料，只发现了中国早期的学术著作《山海经》中，涉及了天、地、人之间相依相存的文字，由于其后演绎者众，多从玄学和巫术入手加以诠释，致使其误入歧途，被阉割掉了天、地、人三者相依相存关系的精髓。直到20世纪末，自然生态以及环境保护的字眼，才开始见诸中国的报刊。该怎么说呢—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不应有的盲区。

    B

    《人生》杂志上，柏席立写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1948年9月北京解放的前夜，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后曾到晋西北五台山驻足，并在寺院住持大师的陪同下，视察了五台山寺庙文物。当时寺院的告示牌上，写有以下两句醒世诗句：“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泽东驻足看后，连声赞叹：“好啊，贵寺做得好！”他转身对陪同的其他领导同志及住持大师风趣地说：“高僧是在慈悲为怀的立场上，恳求莫打三春鸟；而我们是从保护好鸟类就是保护好农业，保护好鸟类就是保护好人类自己生存环境的角度，规劝人们莫打三春鸟的。咱们是殊途同归，爱护生灵哟！”住持大师立刻双手合十道：“美哉，您大慈大悲，恩及羽灵，定将福荫天下，苍生幸焉！”

    毛泽东在五台山上的一席话说得虽然好，只可惜这一理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并没有被纳入国策之中。比如国人皆知、发生在1958年的全国捕雀运动，仅仅上海市的第一次战役，3天中（4月27日至29日）就捕杀麻雀8．8万多只，捣巢取卵近26.6万个。到该年年底，上海掀起捕雀第二次高潮，因为当时不是鸟类的产孵期，无雀卵可取，又捕杀了59.8万只麻雀。这只是一个城市的记录，要是把全国捕杀麻雀的总合加在一起，怕会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我在《走向混沌》一书中，描绘过我在北京京郊捕雀的实景，当时我已被划为“阶级敌人”，但也被勒令参加捕雀的“人民战争”。从北京市内到边远郊区，到处敲锣打鼓，上房捣窝毁巢，对麻雀施行灭门九族的围剿。事隔多年，我接到四川一名老年读者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消灭麻雀首先开展于四川，然后向全国传经送宝。在巴蜀的捕雀高峰期，燕子与其他翠鸟纷纷坠地。不仅仅是麻雀蒙冤归西，一时间，天空中没了任何飞鸟的身影。不仅麻雀，川蜀各种翠鸟皆成笼中之物或盘中之餐，其情状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其实关于麻雀与人类生存的利害关系问题，历史上并非没前车之鉴可寻，据《知识的批判》一书记载，早在1774年，普鲁士王朝，就曾有过捕雀之举，当时国王认为麻雀有害农业，下令每捕一只麻雀者奖励6个芬尼。待等麻雀在普鲁士绝迹之后，发现无飞鸟则百虫肆虐农园。在没有办法医治虫害之际，只好又花钱从国外买雀种回来。我们没有接受18世纪普鲁士的历史教训，一时之间几乎使一切飞鸟绝迹，不是挺可怕的一件往事吗！

    C

    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1954年时，北京、天津、哈尔滨、石家庄等城市的青年，主动请缨去北大荒开垦千年沉睡的草原。当时我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也热血沸腾地先后两次追随拓荒队的足迹，踏进“天苍苍野茫茫”的处女地。那里的天然茅草高过胸膛，加上沼泽连片，真可谓自然王国。我的记忆里，狼、狍、狐、野猪，各种色泽的翠鸟，自由自在的鱼类……总之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当时，在这个动物王国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北大荒沼泽中的傻鱼。垦荒队员秋天下水摸鱼时，那里的鱼因从未被人捕捞过，不知躲避，为了寻找热源，硬是往你腿上撞。垦荒队员们戏谑地说：“我们哪里是下水摸鱼，是鱼在摸人！”这个有趣的镜头，典型地勾勒出那片草原的原始肖像。

    今天回忆起那些愚昧的时日，最让我感伤而又动情的，是春、夏、秋三季，在无边无涯的大草甸子上，在天鹅的栖息地，当上千名垦荒队员进驻后，成了天鹅的墓园。天鹅蛋成了垦荒队员改善生活的美餐。有一年，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前来视察垦荒队，北京来的垦荒队员捡了半桶天鹅蛋送给他。当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是对生态环境的一种破坏甚至犯罪。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生态学知道得太迟太迟了。

    待我们真正认识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时，为时已经很晚。大梦苏醒于改革开放年代之后。翻阅一下报纸和书刊，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年代之前，生态与环境保护问题，一直是个空白。那时的报刊文章一直在为“高耸入云的烟囱，冒出七色的炊烟”高唱赞歌。对自然生态学的久久无知，致使今日中国的生态恶化，成了生存与建设中的焦点问题。

    黄河出现多次断流，长江在污染中呻吟，沙尘暴肆虐北部城市之后，一直弥漫到中原地区。这是中华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惊人记载。时至今日，生态环保问题，已经到了燃眉时刻，有识的国人无不为此而汗颜。我们过去的地理书中，总是称“中国地大物博”，而今，在滥砍、滥采、滥挖、滥毁的破坏中，我们已沦为“地大物薄”的国家了。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在美国曾与一个地质学家交谈。他是个中国通，谈到中国的生态环境，对我说：你们在吃老本，不知立新功。我当时很想反驳这个美国佬一下，可是找了半天理由，竟然感到语塞。我们今天有13亿多人口，仅仅解决当前人口的穿衣吃饭问题，就够忙活的了，何以积蓄自然资源以利将来！

    时至今日，我们终于对自然生态与人类相依相存的关系，开始了真正的自审自识。近些年来，连连见诸报端的拯救自然生态之举，正在形成国人的共识和行动。退耕还田，退牧还林……以及出台的一系列惩治污染的律条，正在强力地推行和落实，这是我们弃旧创新的开端。虽然艰难，但我们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