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普顿教授计划于8月初再次访问中国。由于对中国事务的长期观察与了解，他经常告诫他的学生，在研究中国时一定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不应总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对此，中国研究美国问题的资深专家周琪教授说，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时这种方法上的变化愈来愈接近中国的实际情况。

    但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和决策时，美国学者采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方法。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肯尼思·利伯特尔（李侃如）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将其归纳为两种模式——“理性”模式和“权力”模式。前者侧重于研究某项具体政策的变化，例如农业政策、教育和科技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等；后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上，关注的是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例如“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政治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名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周琪说，兰普顿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决策的变化归纳为：专业化、参与者的多元化和非中心化。而中国的政治过程正在变得更加制度化是所有美国研究者的共识。但周琪也坦承，尽管有了如此的变化，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和决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与其他学科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因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这些还很难为西方人所真正理解和把握。

    本报北京8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