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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的熊幸燕低着头,咬着下唇好半天,才说:“我不喜欢别人叫我‘红小鬼’,我不喜欢这身衣服,也不喜欢这里。我想妈妈。”8岁的梁捷蹲在她旁边,插嘴说:“她哭了14次,我比她哭得少一些。”
昆明陆军学院的操练场上,这55个身穿红军军装、头戴八角帽的孩子格外引人注目。这个暑假,他们不情愿地被父母们送到这里,参加为期10天的“红小鬼”军事夏令营。
主办方:“在训练中融入红军精神”
灼目的烈日下,55个“红小鬼”正站成六排学习格斗术。教官代显龙教得仔细,孩子们却被晒得有点儿“蔫”,无精打采地跟着比画。代显龙停下来:“你们怎么这点苦都受不了?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多少倍?”
在代显龙眼中,这群孩子实在太“调皮”、“不服管”了。“现在还算好些。”这个黑瘦的4年兵说,刚来的那天,孩子们把陆军学院的食堂搅得乱七八糟。由于吃不好睡不好,第一个晚上大部分孩子都哭了。
“我们就多跟他们讲‘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在训练中融入红军精神。”另一位教官师文说。
据介绍,在这10天中,除了常规的军事训练外,孩子们还要坐车到云南寻甸去,重走当年红军长征的一小段路途,最后到达寻甸柯渡长征纪念馆参观。
这次主题鲜明的军事夏令营是昆明一家报社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从6月下旬开始,10多天的时间里主办者就招募到50多名营员。
主办方负责人彭涛说:“红军长征一方面是恶劣环境对体能的挑战,另一方面是要在精神上战胜自己。现在的孩子,体质和意志都比较弱,受到一点挫折后体能上、心理上很容易就被击倒。因此,以红军长征为主题,就是让他们磨炼一下意志,学习、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
孩子:“衣服太土,我想穿迷彩服”
对于城市独生子女来说,军营里的一切规范当然是既新奇又严酷。然而,“红小鬼”们似乎并不真正明白他们这次夏令营的特殊之处。“‘红小鬼’就是没有长大的小孩子参加红军,去打日本鬼子。”14岁的张铭这样理解。
尽管孩子们都表示“我们以后要成为红军”,可他们并不喜欢身上的这套红军军装。“衣服太土了,我想穿迷彩服。”六年级女孩王怡玲望着旁边另一个军事夏令营里穿蓝色迷彩服的那些同龄人说。
教官师文说,他们并没有系统地讲解红军长征的历史,孩子们对红军的了解是零星的、一知半解的,仅限于“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的事迹。“我们想让他们吃吃苦,看看《小兵张嘎》这样的革命电影,先让他们对‘吃苦’有感性的认识。”师文说。
入营第四天晚上,教官给“红小鬼”们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什么是红军精神》,孩子们被要求从自己的入营感受出发,写出自己对“红军精神”的理解。几乎每一份答案都大同小异:“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死”、“有毅力”、“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团结互助”、“面对危险勇往直前”、“二话不说保卫祖国”、“舍己为人不怕牺牲”……
家长:为了让孩子吃苦
与孩子们在作文中的铮铮言辞形成对比的,是他们的行动。开营第二天,有人开始装病逃避训练,加上真正出现不适症状的几个孩子,教官们手忙脚乱。第三天,12岁的史屹晨在吃完早饭后失踪了。众教官寻遍了整个陆军学院,直到下午,逃回家中的史屹晨被舅舅送了回来。
史屹晨的母亲史春华说,因为家庭条件比较优越,所以想“创造条件”让孩子吃吃苦,“没想到儿子这么不争气”,自己跑了出来。她说,史屹晨回家后,她坚决不肯见他,直接请自己的弟弟把史屹晨送回陆军学院。
史春华坦言,来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大都是富家子弟,给孩子报名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他们“体验一下红军长征怎么艰苦,是怎么熬过来的”。
另一位专程驱车前来给儿子送药的家长王劲燕也表示,送儿子参加夏令营就是为了“给个吃苦的机会”。她非常看重最后“重走长征路”的经验。“平时跟孩子讲长征,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吃着‘肯德基’去走长征路也没有意义。现在让他们亲身体会了军人的生活后再去体会红军当年的环境,效果肯定不一样。”
有家长表示,以每人780元的费用来说,这个夏令营的条件确实算是“艰苦”了:服装是厚实不透气的布料制成的;由于昆明陆军学院暑期承接的夏令营太多,后勤保障跟不上,孩子们经常要在食堂外等一个多小时才能吃上饭;床位也短缺,男孩子都是10多人一个大通铺睡在地上。
不过,采访中也有家长表达了些微的不满。在最后一天的军事汇报演出中,许多孩子着装不齐,不是没了帽子就是掉了纽扣,由于大部分男生的皮带都弄丢了,索性所有人都没有系皮带。
社会学者:红色教育不能简单灌输崇高理念
尽管主办者兴致勃勃,孩子们信誓旦旦,家长们也寄予厚望,这次与众不同的军事夏令营仍惹来了不少争议。有人指出,如果不是被贴上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标签,这一次夏令营与其他的军事夏令营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在昆明陆军学院的同一个操练场上,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军事夏令营同时进行活动,只不过,那些孩子们穿的是迷彩服。
“要是把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帽子随便扣,恰恰是对长征意义的贬低。”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金子强直言不讳地指出。
还有人认为,新时代的红色教育是否仍只是简单地灌输“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是否还要沿用“不怕牺牲”、“视死如归”这类词语,这个问题值得商榷。金子强认为,革命年代离十几岁的孩子已经是久远而模糊的了,仅仅用一个崇高理念大而化之,对于在多元价值观中长大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隔膜的。他们也许可以很流畅地背出书本上学到的关于“革命”的形容词,却不见得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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