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影片《变脸》（FaceOff）中警匪之间“偷天换日”般的完美换脸，曾让观众称奇不已。然而，现实中的“换脸”手术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我国首例为人“换脸”的手术日前在西安完成。这是全球第二例此类手术。

    去年，法国医生为一位被狗咬伤面部的妇女成功“换脸”。

    毁颜的傈僳族青年在西京医院接受“换脸”手术

    30岁的云南傈僳族青年李军（化名）两年前遭到一头黑熊袭击，面部三分之二受到严重毁损。今年4月，他在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接受了“换脸”手术。

    据主刀医生、西京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郭树忠教授介绍，目前李军已经能够正常进食和说话，恢复情况良好。

    在此之前，西京医院曾经为一只兔子“换脸”。

    新植面部已经成活手术远比法国那例复杂

    “换脸”手术在医学上被称为“颜面部复合组织异体移植术”，一般是将异体脸部的皮肤、皮下组织、肌肉和骨骼这四层结构全部移植到患者脸部，同时重建新脸部的血液循环和神经两大系统。

    今年2月，世界上第一例“换脸人”曾与媒体见面，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直至今年7月，手术相关细节才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因此，在手术之前，主刀的郭树忠教授实际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而且，这次手术也远比法国人的那例手术更为复杂。

    “法国患者的脸部大约损伤了三分之一。由于是被狗咬下来的，伤口比较齐整。而李军的脸是被熊爪撕下来的，鼻子、嘴唇、眼皮、眼眶都没有了，头皮都被撕下大半——能活下来已经不错了。”郭树忠介绍说。

    为李军提供面部组织的供体是一名脑死亡的男性。在长达14个小时的手术中，郭树忠先把血管和神经一根根地连接起来，观察了半个小时后才开始做其他修复。“因为50％的超应急性排斥反应都发生在术后半小时内。一旦身体识别出这不是自己的那块肉，要进行排斥，整个手术就白费了。”

    但是，手术只能接通神经系统的外膜，神经内核的连接需要靠细胞再生。这好比是仅接通了电话线的胶皮一样，里面的金属丝如果不能自行接通的话，用来传情达意的面部神经将会非常僵硬，接受手术者也许会将微笑变为冷笑，也许会失去生动表情，如同戴上了一副面具。

    “法国的患者在术后4个月时，新植面部有轻微的活动，到现在还没有自主的表情。李军术后才3个多月，目前还没有任何表情。我们还要等待、观察。”郭树忠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植面部已经成活，摸上去与正常体温无异。而且接口边缘已经能感应到触觉。如果神经生长顺利，半年后新植面部的中间应该也能够感应到触觉了。”

    抗排斥是“换脸”手术的最大难题

    手术本身圆满成功。但李军面临的免疫抑制和术后维护可能要长达一生。因为需要长期服用抗排异药物，患者自身的免疫能力随之降低，其代价将是增加其他疾病的感染几率。

    李军只在隔离病房住了一个月就搬了出来。郭树忠小心翼翼地尝试着让他与外界接触。

    术后100天，为了缓解李军的巨大心理压力和思乡之情，也为了观察他的免疫力到底如何，西京医院专门安排李军回了一趟云南老家看望妻儿。

    郭树忠毫不讳言这次手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军的身体底子实在是太好了”。

    到目前为止，“李军只拉过一次肚子，几个小时后就止住了。”返乡之行的舟车劳顿也没有让他表现出任何不适。快到家的时候，由于兴奋，李军扛了一箱啤酒兴冲冲地走在一行人前面，“大家都撵不上他”。

    郭树忠说，单从手术台上的临床技术水平来说，一般省级医院的整形外科就能达到。但是皮肤的免疫排异反应最为强烈，“换脸”的术后风险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肾脏、心脏等人体器官的异体移植手术已经成熟发展了几十年，但对于面部的异体移植，医学界仍十分谨慎的原因。

    “抗排斥是‘换脸’手术最大的技术难题。‘换脸’手术能否普及，要寄希望于药物进步上。”郭树忠说，李军已经减过一次药量了，由环孢霉素A换成了最新的FK506——相同剂量下，后者的药效是前者的100倍。

    医生每天都在记录李军的用药量，并与法国医生互通信息，希望找到最少又最佳的剂量。因为药量越少，副作用越低，费用越低。目前，李军使用的抗排异药物，大约每年的费用要一万多元。

    “换脸”远不只是技术难题

    相关法律与道德障碍很大

    全世界每年因车祸、烧伤等意外情形被毁容者数以万计。许多病例说明，严重破相将会导致抑郁、社会隔离，甚至自杀。

    即使医学技术方面的难题全部攻克，“换脸”带来的医学、法学、哲学和伦理争辩和心理利弊在医学界仍是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话题。

    首先，“换脸”手术所带来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非常复杂。

    比如说，它合法吗？

    例如电影《变脸》中所呈现出的身份倒置问题。有人担忧的是，“换脸人”的身份如何认定？“换脸”手术会不会被犯罪分子利用？实际上，这些担忧不无道理。至少，相关的法律规定目前仍处于空白。

    “车坏了，可以配零件。人坏了，上哪儿找零件去？我们现在的整形医术，都是从自体上取组织移植。虽然不会排斥，但是拆东墙补西墙不是长久之计。”郭树忠说。

    与捐献器官相比，目前同意捐“脸”的供体少之又少。人们还难以接受自己的亲人在去世后几个小时内又被剥去面部皮肤。

    而且，尽管根据医学规定对器官捐献者的身份保密，但是患者的新面容会不会暴露这一点呢？

    “换脸”后要过心理关

    郭树忠是“换脸”手术的全力支持者。

    他说，人的脸型、骨胳不一样，换了脸后绝不会像捐献者，“就像穿衣服一样：我换上了你的衣服，别人从后面看，会把我认作你吗？骨架摆在这里嘛！不要说部分换，就是全脸换都看不出来。要想长得一模一样，除非整个头换掉，但那是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来看遥不可及的事。”

    另外，心理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患者接受手术后，虽然不像捐献者，但也不会像以前的自己。这样，不仅周围的人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就连患者自己也需要克服心理障碍。

    国外曾经有一个进行手移植的患者由于无法接受新移植的手而进行自虐。何况承担着身份认定功能的“脸”呢？

    郭树忠说，李军从正常人到被毁容，已经经历了一次心理骤变，期望值比较低，因此对新面孔非常满意。家人也在短时间内就能接受。但他指出，李军的心理素质相当好，对于其他患者，心理这一关能不能过的确是因人而异，需要康复医生、心理医生和全社会的共同帮助。

    西京医院已经为李军的手术花费了30万元，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这个贫穷的傈僳族青年一样幸运，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支付能力。

    “现在，一是要呼吁更多的人改变观念，志愿在身后捐出自己的‘脸’。二是手术费用必须要降下来。”郭树忠的愿望是，5~10年后，“换脸”手术可以大规模地开展，“那将是被毁容者的最大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