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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白润岱几年来一直在报道别人的故事，但最近，他却成了被多家媒体报道的新闻主角。当一名杀人嫌犯身负重伤却无人出钱救治时，组织采访报道的白润岱捐出了2000元救命钱。他所在的报纸报道了这一行为，引来众多争论和质疑。
7月25日晚10时左右，郑州市新华一厂家属院内，一名男子酒后持刀行凶，导致一对夫妻先后死亡，并留下一名9岁的孩子。随后，这名叫郭保尚的行凶者又向自己连刺两刀，却自杀未遂，被警方送进了医院。
《河南商报》热线部主任白润岱很快接到了线索。在他处理过的数以千百计的新闻线索中，这一条似乎并不多么特别。像往常一样，他立即派出记者前去采访。
躺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医院里的行凶者，体内多处脏器受伤，失血严重，必须立即手术，才能保住性命。
“虽然他是个犯罪嫌疑人，但他首先是个病人。”医院院长周国平说。在伤者亲属没交一分钱并拒绝在手术麻醉协议书上签字的情况下，院长替家属签了字，并立即组织手术抢救。
5个多小时后，郭保尚病情稳定下来。随后，郭的家人给医院交了1000元。但此后，尽管医院多次催促，家属拒绝再交医疗费。
“他常年在外，却不给家里钱，在外面鬼混。说起这种没良心的人，死了我也不心痛。”郭妻抹着眼泪说。而截至7月26日晚，郭保尚的医疗费已达一万多元。按照医院规定，只能停药。
“医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将他抢救过来了，可我们医院也得生存，不可能无限制地为他垫付医疗费。”院长周国平说。他同时认为，郭的家人不是没钱，而是他们夫妻之间有矛盾，即使抢救过来郭也难免一死，所以选择放弃。
白润岱派记者分别采访民政和公安部门。民政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郭不属于政府医疗救助对象，至于救助犯罪嫌疑人，既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也没有此类资金。公安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也称，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费，这个医疗费应由家属来承担。
7月28日，白润岱所在的报纸刊出报道《垂危嫌犯救治为何无人埋单》。而在审读这篇报道的初稿时，白润岱就“感觉心里挺不是个味儿”。
同日，院长周国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要病人家属再交2000元，医院就对病人治疗到底。然而直到晚上，被派去做跟踪报道的记者失望地告诉白润岱：“能让郭保尚活命的2000块钱还是没人交。他就那样躺在病床上，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氧气，等死。”
白润岱一听就有点儿坐不住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就没有人去管呢？犯罪嫌疑人也是人啊！虽说他身负命案，但是只有法律才能判决他的死亡；在接受法律审判之前，我们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等死？”
晚上9时许，在审完记者的稿件后，白润岱兜里揣着从同事那儿借来的2000元，来到了郭保尚的病房。等到他在医院交费处办完手续后，这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停药38个小时。
在病房里，白润岱见到了郭保尚16岁的女儿。女孩穿一双破旧的运动鞋，和一条同样破旧的牛仔裤。她噙着泪，那“带着巴望，又带着迷茫”的眼神，“更坚定了我捐钱的想法”。
郭保尚的妻子当即要给他下跪。白润岱回忆，当她的膝盖即将触到地面一刹那，他迅速将自己的脚垫到了她的膝盖下，一把将她拉起。
他还听到在病房里看守郭保尚的一位民警对他说了一声：“谢谢。”
这位记者在8年的从业生涯中，曾6次获得河南新闻奖一等奖，策划和指挥报道了一系列具有社会影响的新闻事件，而这样的感谢，他也听过不少。“我干新闻以来，采写的报道大多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白润岱说，“看到那些可怜的人，我心里就难受，就忍不住想去帮一帮。”
3年前，白润岱听说郑州市中牟县有个“窝棚部落”，一个村子400多名村民长期住在原始、简陋的窝棚中，生活艰苦的情景令人难以想像。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先后12次前去采访，发出多篇报道。后来，村民们终于住上了政府统一规划的新房。
“当时村民们高兴得要为我刻碑立传，还要把他们的村子改名叫河南商报村，我都拒绝了，只接了他们送来的一面锦旗。”白润岱说，“能够帮他们把事情解决了，心里真美。这件事也让我感觉到，当记者，真好！”
一个中秋节，白润岱采访过3个相依为命的孤儿姐弟，看到8岁的姐姐正拿着一张画着月饼的纸，给两个啃着干馒头的弟弟讲月饼是什么味儿。他当场倾囊200多元，塞给孩子们，自己却不得不借同事的钱回郑州。
然而这一次，这位30岁记者的捐款行为，却成了被报道的新闻。报社另一部门的同事采访了他。8月1日，《河南商报》刊出报道《命案在身命悬一线，本报记者出资2000救嫌犯》。8月2日,又刊出报道《记者2000元救助杀人嫌犯引发争议》。由此，白润岱从这一新闻事件的采访指挥者，变成了新闻中的焦点人物。
这招来了一些新闻业界人士的质疑：记者只是事件的记录者，这样做是越位，甚至有作秀嫌疑。
但是，《河南商报》总编辑孟磊说：“不论是谁去捐钱，都会成为新闻的主角。作为采编新闻的记者编辑，也不例外。”
白润岱也认为，媒体总是呼吁政府和社会来救助，其实它也应该实施救助。“那是活生生的一条命啊！”他说，“弥补政府和社会的相关漏洞需要很长时间，但生命给郭保尚的时间却那么短。”
“即使那些已被判死刑的罪犯，在没被予以正法之前，其生命权也应得到尊重和保护，更何况一个犯罪嫌疑人？”总编辑孟磊说。
白润岱的行为，让最初派去采访这一事件的记者刘高桥有些意外。他正试图在报道中追问究竟该由谁来救助犯罪嫌疑人，“没想到这钱由我们主任出了”。
在河南政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教授苏万寿看来，从人的基本生命权方面考虑，应该由政府对郭保尚进行救助。因为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伦理的角度看，各级政府都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命权。
“个人义举难救制度之弊。如果制度上的漏洞总要依靠个体公民的良心去弥补，这是道德的进步，也是社会的退步。”苏教授说。
但另一种声音认为，单纯地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指责政府对犯罪嫌疑人救治的缺位，过于苛求，脱离现实。
“农村有很多贫困失学的孩子需要政府资助，医院里有许多善良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需要政府救助才能活命……即使被郭保尚刺死的那对夫妻留下的9岁孩子，同样也在等待政府的救助！”郑州市某政府机关一位工作人员说，“可是政府掌握的社会公共资源是有限的。”
事实上，白润岱的一些朋友也对他的行为表示不解。他们打来电话说：“你咋恁傻呀？”或者说：“你热心也不能热心到这上头啊。”
白润岱的妻子最初并不知道这件事，她正停薪留职在家照顾刚出生10个月的孩子。白润岱每月3000多元的薪水“刚够花销”。白润岱也一直琢磨着怎么把这事告诉妻子。没想到，几天后，妻子从一位邻居那里辗转听说了。她“想不通”、“很生气”，当即给丈夫发了一条短信：“你从哪儿弄来的钱？”
“我又不能跟她讲大道理。”白润岱说。于是这位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这样“哄”妻子：“假如郭保尚是你的家人，在法律审判之前，你真的认为他罪该至死吗？”他试图说服有过6年警察工作经历的妻子：“在法律审判他之前，道德不能宣判他该死，感情也不能宣判他该死。要死，也要让他公平地死。”
然而另有一种观点。医院院长周国平说：“不能光看到一个犯罪嫌疑人在等死，我这医院还有许多病人也因为没钱正在等死。为什么不呼吁给这些人捐点钱？”
对此，白润岱的回答是：“我正好遇上了，就不能回避，有缘吧。”
“我有选择权，我选择认为有意义的去救助。我花2000元救回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哪怕只能延续30天，我也觉得值。因为我有义务告诉他和他的家人，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不是没有情义的。”白润岱解释。
郭保尚会不会被判死刑，目前不得而知。截至发稿，郑州警方尚未对郭保尚案侦查结案。
妻子最终对白润岱表示了理解，但她说：“我并不支持他。因为我觉得把钱捐到其他地方会更好。”
“（这种事）只能做一次。”她告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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