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女孩王雪晴的父母为了让其安心学习，给她服用兴奋剂，一直服用了8年。尽管在药物的作用下，她考上了重点高中，然而却患了严重的药物依赖症，“药瘾”会随时折磨她（《民主与法制时报》8月6日）。这件事在社会公开后，引起了对考试制度的很多批评，认为这是应试教育的恶果──当考试能决定个人前途命运时，家长和学生就会成为分数的奴隶。

    对于现行考试制度的批评，我们听得很多了。考生在考试中作弊，有人说“如果举国重考试，必然就会衍生出弄虚作假之类的现象”；有学生不愿学习离家出走，也有人说是考试制度惹的祸；学生不服父母在学习上的严格管束而对父母行凶，有人说考试制度是凶手……

    我承认，考试制度是不完备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无论怎么样，在上述这些事件中，都不能把考试制度作为罪魁祸首。

    王雪晴的父母让其服用兴奋剂，这完全是作父母的急功近利以及医学常识缺乏造成的反常事件。在任何一个体育竞技项目上，都避免不了有运动员违规服用兴奋剂。有谁把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归罪于竞技规则或者说不该有这个竞技项目吗？那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取得好成绩而想方设法，可为了一个中考，就让孩子连续数年服用兴奋剂的父母有几个？这样的事件难道不足够反常吗？

    有人不堪学习压力而离家出走或是对父母行凶，事实证明，除了孩子本身的原因，更多的是家长不当的教育方式造成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而采取过火的教育方式，这和逼孩子服兴奋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如果把重考分当做是考试作弊的祸根，那和把征税看成是逃税的根源，把禁止偷盗当成偷盗的借口有什么区别？在考试这件事上，考试取胜是人生某一阶段的目标，至于如何实现目标，那是手段上的事。有人手段不恰当或是为目标不择手段，那与考试制度的好坏是两回事。

    也许是考试制度的一些缺陷已招致普遍的不满，所以一些看似相关实则不相干的事情，也被拿来当做批评制度的把柄。对于考试制度的总体评价，不能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其存在的合理性。前些日子，在香港高校与北大、清华的高考状元之争中，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争了，说到底你们都是为国外培养人才，这些‘状元’最终都是要出国的”。事实上，从以往的经验看，还真有相当比例的北大、清华学生出国了。为什么北大、清华的学生出国比例能这么高，因为他们都是选出来的尖子生。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考试制度选出来的尖子生，国外也是受欢迎的。这也说明，我们的考试制度在人才的评判上并非一无是处。美国匹兹堡大学瑞斯妮克教授在“21世纪学习新原理与课堂教学改革研讨会”上，对中国的高考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考试是侧重学科知识，有其合理性，因为人的能力是可以后培养的，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不应放弃，而应该完善。

    有人说，因为考试分数太重要，成为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惟一依据，所以才导致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获取高分。不过，一个人学习成绩不好，还有很多的成功途径。当然，这些途径相对来说，是窄一些，成功者的比例要少得多。但这很正常，考试本来就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从世界范围内看，各国也都是把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中国人去美国留学，要参加托福、GRE考试，去英国、澳大利亚，要考雅思……至于在日本、韩国，考试更是严格，更是受重视。

    国家把考试分数作为人才选拔的标准，这并没有错。就像所有制度一样，这一制度肯定有其缺陷。研究改进缺陷，有助于使制度更趋完美和人性化。但是，如果将所有过错不分青红皂白都强加到制度上，既不理性也无助于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