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部小说并不轻松，只要从头一直读下去，就不难发现，这部被逼成山大王的草根英雄打鬼子的故事，来得比以往任何一部历史军事题材的作品都要沉重，因为它不仅关联到了“抗战”这个民族大义的诠释，不仅关联到那个战乱时代人们的命运，还关联到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上的“信”和“义”。作品中的主人公杨玉红，即“我的太爷爷”，自始至终都把持着“信义”的准绳，他的人际交往、他的善恶举止甚至他的功过成败，都由他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信义观主导着。

    你看沦为乞丐饿得快要死的“太爷爷”，在老叫花子的指点下，宁肯“明抢”也不肯“暗偷”，但实际上因难以下手，他连“明抢”也实施得很艰难；当他从日军手里救出了妻儿时，本来完全可以轻松脱身一去不返，但他却坚持“不能给咱中国人丢脸，要信守承诺”，而毅然主动进了日军监狱，这是真正的“舍自身，取大义”，而这一个个串联在一起的信义故事，无疑都成了作品中让人叫好的亮点。

    如此沉重、严肃的题材，作者竟写得如此诙谐轻松，何也？我以为，作者是在两方面下了功夫：变情节的不可能为可能和语言上现代概念的运用。

    作品的一开头就写了“太爷爷”当了伪军，随日伪军去村子里催粮，因从火海中救出一个光着身子的姑娘，村民们便认为他“用眼睛糟蹋了姑娘”，因而成就了一段因缘；接着在插叙的部分，又写他喜欢上枪后对枪是多么的痴迷，甚至先后两次在街上着了魔似的，只身空手去抢鬼子兵的枪；再就是后来他投身日军中，忽然从裤裆里掏出了手榴弹，可拉了弦儿过后却没响，等等，这些情节的设置本来很不合常理，但在那时那地那种气氛中却很合情理，让人看了禁不住称绝捧腹。

    按惯常思维，在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过多使用现代词汇，会破坏作品所营造的历史氛围和意境。可在《祖上光荣》中会惊喜地发现，一些现代词汇在一部历史军事题材中竟会让人有意想不到的妙用，比如“包装炒作”、“社会闲散人员”等。

    当然，一部作品再诙谐幽默，也要靠好的故事和好的人物形象来支撑，可以说，作者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人，跌宕起伏，意外连连，只不过有点过儿，有些向影视剧靠拢的嫌疑。但总的来说，《祖上光荣》确实是一部区别于其他抗日军事题材的长篇作品，它能让我们在回顾一段历史的时候，既沉重，也能放松；有思索，也有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