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冯晓英指出，城市社区中配套服务设施配置的不足，是游商产生的深层原因。城市住宅建设规划中本来都有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社区服务等配套设施，但为了获取土地利益的最大化，有些开发商将原本应该建设配套服务设施的土地资源改做他用，使得上万人的小区因市场、服务设施的不足，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多困难，这种服务资源配置上的缺陷为流动商贩的进入提供了机会。

    另外，现在北京市民的消费水平差距很大，并不具备家家都到大型连锁超市消费的条件，在社区便民、利民设施不足的情况下，市民和流动商之间形成了自然的互利互惠、利益共享的关系，简单地搞一刀切，不符合北京市情。

    对于小贩占道经营，破坏环境卫生的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表示，在公民的所有权利中，生存的权利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条件下，我们要求的是“一尘不染”的城市？还是一个既能满足大多数人的生存，又能保持相对清洁的城市？在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重视人的基本权利比城市的整洁更加紧迫。

    据冯晓英介绍，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月里，德国汉堡等一些城市的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会搭建许多临时木板房供商贩经营，老百姓就在小摊上喝啤酒吃面包。这种现象在中国很难见到。

    小贩与城管的冲突不仅仅是牵涉GDP的经济问题，也是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贾西津说，在城管小贩双方都有“不得不”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这个问题归结到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的身上。对小贩来说，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而使他们不得不为了生计奔波。

    贾西津还建议，在政府的财政收入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免税让这些小商贩经营，因为这些税收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什么影响。冯晓英认为，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百姓需求是政府的责任，中心城区可以根据市民需要，指定时间、地点特批商贩经营，为流动商贩向坐商转化提供条件。如果只从控制的角度管理市场，不在满足需求上下功夫，结果可能不仅是百姓利益受损，管理者也会疲惫不堪，且效果甚微。小贩作为理性人，只要政策引导得当，他们也会选择合作而非对立的方式。

    冯晓英认为，流动商贩中许多是流动人口，他们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在加大配置社区服务设施的同时，采取宽容的、以人为本的、合作治理的方式来解决流动商贩引发的环境问题，可能是现阶段一种理性的选择。她表示，要逐渐改变政府长久以来以控制性管理为主的思维方式，向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方向发展。

    贾西津认为城管的执法宽容是一种进步。在城市的美观与人的生存权利选择中，政府的宽容体现了“对人的生存权利的一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