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恶搞”作品基本上是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平台相结合的产物，有拍摄、剪辑和拼凑的视频、图片或者话语等；从内容上看，这类作品往往是对现实的反讽、颠覆和解构，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平民化等特点。“恶搞”虽然在网络上已经行之有年，但高潮却是在2005年末胡戈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流行后出现的。借着陈凯歌勃然大怒的东风，“恶搞”这一时尚迅速传遍江湖，无数菜鸟如大梦初醒，纷纷加入。

    应该说，“恶搞”所以能够出现并且流行，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我们的社会环境日渐宽松和自由的结果。但许多参与“恶搞”的人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自由实际上意味着要有一种更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意味着一种责任担当。如果把自由理解成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而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则很有可能对社会和他人构成伤害，引起他们的不满，当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强烈反弹，结果就很可能出现对自由限制。

    比如一位网名叫“胡倒戈”的网友制作的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在我看来，就是一部滥用“恶搞”自由的作品。在这部短片中，原本一心想参加红军的小英雄潘冬子，却整日大做其明星梦；他的红军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潘石屹；烈士的母亲一心想参加“非常6＋1”，梦中情人是李咏；胡汉三则成了一个名叫“老贼”的评委。也许作者觉得这样“恶搞”非常好玩儿，但却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已经伤害了新中国立国的一个核心价值。

    无疑，解构这样一个价值，和大众的心态及利益都是相对立的。所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谴责声明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理解和支持，“胡倒戈”本人也很快公开表示道歉。

    也许有人会问，那为什么胡戈对《无极》的“恶搞”就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同情呢？这主要是因为，和《闪闪的红星》不同，《无极》表现的其实是一种伪传统和伪崇高。其离奇、经不起推敲的情节，幼稚可笑却故弄玄虚的对白，荒诞还一本正经的姿态，使其成了恶搞的绝妙对象，其结果就是“馒头不能好吃到这个地步”。陈凯歌越是怒不可遏，大众就越是一边倒地支持胡戈。

    我一向认为，“恶搞”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权利。但如何审慎地行使这种自由和权利，不伤害那些维系社会团结的优秀传统和核心价值，却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恶搞”继续沿着“雷锋的二十条死因”、“诸葛亮吃‘伟哥’”、“林黛玉穿着三点式”的方向发展，那么总有一天会突破社会容忍的底线而被要求对这种自由进行限制——光明日报社举办的这次“座谈会”及其发出的呼吁就是一个证明。

    更让人不安的是，恶劣的“恶搞”会为那些主张“恶堵”的人提供口实。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社会潮流面前，处于相对立的两个极端的人的行为，总是互相为对方的极端行为提供合理性。滥用“恶搞”自由的后果很可能将会是没有自由“恶搞”，这一点需要提醒所有喜爱“恶搞”的朋友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