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来了！’3岁的李浩一颠一颠地跑过来用稚气的河南口音大喊。王利锁夫妇马上起身，把玉米和炉子往三轮车上搬。

    “‘城管……’6岁的王宏宽突然指着城管的车大骂了一句。妈妈被儿子的行为惊呆了，反应了几秒钟，她抄起一根木棍，狠狠打在最疼爱的小儿子身上。6岁的王宏宽和3岁的李浩并不理解城管到底是怎样一些人，但是父母对城管的躲避，令他们感觉到城管是自己的敌人。”

    让人很难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对于6岁的王宏宽和3岁的李浩，或者更多的王宏宽与李浩来说，他们童年的这段经历，到底会在他们心里播下了一粒怎样的种子，并将延续怎样的悲情。无论如何，一个3岁小童的望风而呼，一个6岁小童的顿足而骂，这样真切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进而锐化并断裂成为一个令人疼痛的符号。

    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6岁的王宏宽和3岁的李浩，会如何去看待因公殉职的城管李志强之死？当然，还有近30万仍然游荡于北京的商贩群体，他们又将如何去看待因公殉职的李志强之死？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在无照商贩刺死城管事件中，我们会面临着两种不同的评价以及话语的体系？

    李志强已被追认为烈士，在吊唁会现场，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向李志强的遗像鞠躬致哀，1200多名各界人士前来吊唁。刺杀李志强的人，也将受到应有惩罚。但是，谁又能保证，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

    我不去猜测前来吊唁李志强的各界人士中，是否有那些游商。而我之不能不更加深痛于李志强的死，在于一个执法者以生命为代价的付出，也许仍没有换来他的执法服务对象的“良心发现”，也许仍不能丝毫改变“一个六龄童的顿足而骂”的后果。“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就在李志强牺牲的科贸电子城下，第二天又有新的小贩占据了崔英杰的位置。”

    在城管执法方式与手段不断改进的情形下，要反思的必然是城市治理的理念。对于治理而言，它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的、平面的行为，同时也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罔顾现实的行为。这也就是意味着，有必要从城乡二元、人员流动的现实背景下，来看待市容市貌的问题；更有必要从民生之重、生存之本诸方面，来看待游商现象。那么，治理的思路，就必须从仅仅对城市形象及市民需求的关注，转移到对于乱设摊点所喻示的民生诉求上来。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游商刺杀城管之类的悲剧，才有可能不再上演。

    城市治理必须践行先疏后堵、先做好服务再行使强制的办法。不让乱设摊点，那么请给他们一个摊位；费用过高，那么请先降低一部分费用……这样一来，真会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不断升级的冲突吗？

    简单的强制手段，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遇害于商贩刀下的城管，李志强不是第一个。在城管与商贩之间，城市与生计之间，治理与被治理之间，难道注定是这样敌对的、冰火难容的存在吗？如果，一个李志强之死还不足够，那么，就让我们用6岁的王宏宽和3岁的李浩两个孩童的眼睛，来观望一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