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公正也是一种不公正。”中国首席大法官一语中的。这几年听得人耳朵起茧的一句话是：“迟到的公正也是公正”。几乎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都会引来这一句话欢呼。欢呼者大抵认为，“迟到总比不到好”。可以看出，持论者更为看重的是结果，并且是与最坏的结果相比较的结果。若非肖扬大法官站出来唱一唱反调，这种将“迟到的公正”与公正画等号的伪法治论调，差不多要被当成法律知识来普及了。

    “公正”确有必要正本清源。《牛津法律大辞典》对“公正”的权威解释是：“公平的一个方面，是法官和执法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它意味着平等地对待争议的各方当事人，不偏袒任何人，对所有的人平等和公正地适用法律。”

    “迟到的公正”虽然使胜诉方得到了公正的法律评价，但这种迟到的评价是以不当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加大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为代价换来的，因而存在着严重的“瑕疵”。临高县的这起案子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么一个事实清楚、责任分明的小案子，竟拖了19年还审而无判，硬生生让当事人在诉讼途中跑了19年的马拉松，留下“沧海变成桑田，青丝熬成白发”的一声叹息。

    其实，由于公正的姗姗来迟，当事人身陷冤狱、饱受磨难，乃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也并不少见。从佘祥林，到胥敬祥，再到李久明，哪一个不是“迟到的公正”的受害者？

    有人津津乐道、沾沾自喜于“迟到的公正”，说到底是出于对司法程序的漠视，这样说大抵是不冤枉他们的。在他们的辞典里，似乎只要实体公正，程序的不公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其实是一种矮化法治的错误认识。人们所期待的公正，是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内的司法公正。法律界有句行话：“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许多冤案、假案、错案、烂尾案的铸成，根子恰恰出在程序缺失或程序违法上。有的办案人员迷信“折狱以犯供为断”，“大刑伺候”逼取口供，整得案中人生不如死、屈打成招；有的则怠于职守，超期羁押、超限办案，把案子办成了一出没完没了的“肥皂剧”；更为恶劣的是，个别执法者贪赃枉法，与人恶意串谋，制造伪证，把案子“经营”成攫取私利的“提款机”。

    轻率地把“迟到的公正”归于公正，甚至不惜借“不到的公正”反衬其来之不易，极易模糊和转移我们盯防办案中违法违纪行为的视线。明明是出入人罪的“葫芦僧”，反倒被涂抹成了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如此“反面文章正面做”，只怕是“葫芦僧”们会越来越有恃无恐，“迟到的公正”会越来越迟，“不到的公正”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