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年来各地节庆仪典的泛滥，公众早已是见惯不惊了。对于广元急切寻找历史地标和文化代言者的心理，观者固然保持一定程度的理解，可将武则天作为文化公祭仪典的主角，则颇可商榷。

    对历史先人和先贤的公祭，在我国的文明传承中渊源流长，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公祭的对象，可以信手拈来、或被乡土与族群文化“拉郎配”。恰恰相反，我国历史上的公祭仪典，无一不有着特定的文化渊源。规模较大的公祭仪典约可分为三类，以原始信仰为主导或是带有宗教烙痕等价值取向的祭典，如祭天祭地祭神等，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此类祭典业基本已被现代文明所淘汰。以封建统治者对族裔先人的“王道化”、政治性祭典为代表，此类仪典更是早已被历史摒弃，成为风化的帝制遗容。传承最为久远，并在近些年再度繁盛的祭典形式，则是寓含对先贤和文明敬悼、追慕之意的人文型祭典，比如传袭了数千年的祭炎帝、祭黄帝、祭孔等。

    很显然，广元所要公开祭典的武则天，更多是一个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历史人物。从文化世俗的角度看，她和她演绎的历史有着一定“传奇性”，但涉及到具有历史认知和文化导向作用的公开祭典，则显然不可以“传奇”或历史娱乐化作为卖点。

    如果武则天可以被大张旗鼓地公祭，那么，和她一样可以有着“历史名人”的身份能享公祭大礼的封建帝王，将不知有多少。他们的祖裔和出生地遍布海内，各地是否都可以对这些“丰厚”资源广加利用？如是，烟熏缭绕的帝王“阴风”只会令当代文明蒙昧和迷茫。

    必须注意的是，以祭典、节庆、历史遗迹开发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在许多地方有被“山头化”、滥俗化、逐利化、工具化的倾向，成了任人打扮、随取随用、招之即来的道具和木偶，目的异化成了手段，文化的尊严与价值，已随之层层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