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谢，往来有古今。如今，虽然我们不再沿袭过去那种“不犯错误不调整，不到年龄不下岗”、“班子问题成堆，人事按兵不动”的传统做法，但在干部调整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现象，其主要表现是，干部调整的频率无定“时”，什么时候调整干部，一届或一年内调整多少次，都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如《暸望东方周刊》披露，从1993年9月到2004年3月的10年中，某市先后有7任市长施政；而《党建文汇》杂志曾对10个省区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县（市）委书记、县（市）长一届任职时间平均只有两年多一点。

    事业兴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在于树立正确导向。有些干部被频繁地调动，今天到这儿，“板凳”还没坐热，明天又安排到那儿；如此折腾，对个人而言，是缺失了施展抱负的时间，而对职位来说，实际上又造成低效率的“空转”；还会使干部们产生临时观念，为了尽快升迁，就会只顾任期的轰轰烈烈，没有长远观念和眼光，甚至不顾老百姓的冷暖和“死活”，“形象工程”、“泡沫工程”等短期行为便成了“捞政绩”的产物。

    更严重的问题是，频繁更换干部，使“买官卖官”在个别地方由过去见不得人的“暗箱操作”逐渐公开化，借干部人事调整之名，行卖官买官之实。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原区委书记张改萍，5年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在卖官过程中，张改萍并不总是“一言堂”，她很善于“运用”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如此看来，社会上长期流传的“要想富，动干部”绝非戏言。

    官职商品化破坏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极易导致全社会的病态。把官员任期卡死了，想借干部调整发不义之财的“官帽批发商”就难打歪主意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看待中央此次对干部任期的规范，其意义的确深远。而此举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将产生哪些影响，我愿寄予最美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