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教育部的“规范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还是人大法工委抨击的“教材腐败”，实际上提出的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政府应当如何尽义务？

    如果说前者是着重从正面、不缺位的积极主动角度指出了义务教育的政府义务的话，那么，后者则侧重从反面的不越位角度强调了政府的另一种义务——即不过分介入教育具体事务、充分尊重教育自主权的义务。

    很明显，要确保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两种政府义务均十分重要，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义务教育固然会失去基本的外在发展环境；而如果没有后者，义务教育同样会在权力的侵蚀下丧失内在的发展活力、并衍生各种教育腐败。

    应该说，近年来，针对前一个方面的政府义务，相关讨论已经不少，并且已形成了许多共识，但后一个方面的政府义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

    对于一个正常的公共治理过程而言，政府越位的危害性一点也不比缺位更小，甚或是危害更大。以教育腐败为例，审视近些年来各个腐败高发的教育领域，如教材、招生、基建、人事等等，不难看出，这些领域之所以产生腐败，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权力密切相关。换言之，权力干预、越位的程度，实际上决定了这些领域腐败的深度。教材腐败的基本背景是“官员介入”，招生、基建、人事管理中的教育腐败同样如此，如最近一位招生黑中介对记者直言不讳表示的：“我们只是跳梁小丑，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实权派……”（《华夏时报》5月29日）

    具体从义务教育看，权力越位、权利萎缩所带来的教育危害，腐败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表现形式，而最严重的在于，这种越位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应试化痼疾难除、素质教育步履艰难的根本原因。道理很明显，因为依据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内的公立教育机构，都很难成为教育权利的主体——大到人、财、物的管理，小到招生考试、教材课程设置等具体教育行为，真正做主、“说了算”的都是权力。正如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的，“一些地方政府习惯用升学率评价当地教育工作和学校办学水平，实际上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奖惩机制”。（新华社5月2日）

    政府之于义务教育的“义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让权力的归权力，权利的归权利——使政府权力真正恪守服务本位，充分服务而又不越俎代庖过分干预教育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