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套略显局促的三居室，书本、资料从桌面堆到地板，四面墙壁被工程单位送来的锦旗覆盖。两鬓斑白的黄土研究专家焦五一，在这间蜗居里继续着他的执着梦想——“弦线模量”理论。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弦线模量”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焦五一（以下简称焦）：研究本身的困难算不得什么，最大的困难来自人为因素的困扰。“弦线模量”问世的30多年里，不幸遭遇了学术界的不正风气：个别权威把持学界，搞小圈子，不肯接受新的学说；有的权威思想保守，片面崇拜高深、复杂的学问，给新成果的推广人为设置了障碍。 因为这些因素，我这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究“弦线模量”法；二是30多年来为这一成果的实践、鉴定和推广，不停地游说、奔波。而这第二件事，花费的精力占了一多半。 记：为“弦线模量”理论奔波消耗大半生，您觉得是否值得？ 焦：将“弦线模量”理论写入《规范》，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能够实现，“弦线模量”就等于拿到了推广的“通行证”，这样我国每年就可以节约几十亿元，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今年74岁了，如果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就没有遗憾了。 记：“弦线模量”长期得不到权威认定，您如何找到了在实践中验证它的路子？ 焦：当初的想法，就是先干起来，能用新方法多设计一个工程，就可以为国家多节约一笔钱。一有时间，我就骑自行车到处转，哪有工程奔哪，找到工程负责人说服人家用我的方法。 这中间也碰了不少壁：有人说，浪费怕啥？国家有的是钱给我。再说，万一工程出了问题，还有《规范》顶着呢。但幸运的是，我也遇到有胆识的负责人，愿意试试新方法。我十分感激他们，是他们促使新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发展。 记：您大量的研究都是自费，为“弦线模量”您花了多少钱？家人抱怨过吗？ 焦：成果得不到认定，学校也就不能支持我的研究。55岁时，学校让我提前退休，那时我还是个讲师，但我想别人搞科研可以晋职加薪，我不存在这问题，退了休反而可以静心搞研究。之后，自费创办了“振华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办公室就是我的书房，工作人员是我和老伴，为的就是方便自行“推销”这项成果。研究所接工程不讲价钱，干完了给多少是多少，有的不给也行，为的就是能让人家用我的技术。前后收入约有30万元，基本上都用在研究上了。 老伴跟着我住了几十年的斗室，睡的还是当年学校处理的一张双层学生用架子床拼成的双人床，存衣服的是30多年前从老家带来的破木箱。可为了提高科研效率，家里的电脑就先后买了3台，对这些，老伴没一句怨言。 记：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曾有新加坡商人愿出资支持您，您没有接受，为什么？ 焦：这项成果是我们国家的，为了国格，我不能接受他的帮助。我的三女儿也从事建筑，孩子曾央求：“爸，人家不承认，干脆我跟你学。你的成果总得有个接班人啊！”我跟孩子讲：“这不是咱家的东西，你爸当初做的实验、用的仪器都是公家的。这成果不是‘祖传秘方’，只有由国家来操作，才更有利于它的推广应用。” 记：坚持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有没有家人或朋友劝你放弃？ 焦：曾有朋友劝我说“你的理论太超前了，你要跟着吃亏一辈子”，但也正是这句话，让我在最困顿的时候坚持了下来，因为这起码证明“弦线模量”理论的价值是得到承认的。 记：有许多人感到惊奇，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历经坎坷却没有放弃？ 焦：我也曾想过放弃，但放弃不下，因为放弃了我会更难受。当每一次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证明它能为我国的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时候，我想，如果放弃了，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对科学不负责任。 记：您认为现在的科技评价体制存在什么弊端？ 焦：评价方式、指标过于单一，一些学界权威往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有的专家今年主持科研项目、经费的审批，明年却又成了立项、经费的申请人，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学界十分普遍。 另外，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较弱。目前，我国能够转化的科研成果只有20％多一些，甚至还存在大批虚假成果，这些成果价值有限，难以危及一些学界“大拿”的既定地位，更容易鉴定过关，而且多是拔高鉴定，皆大欢喜。反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往往会受到压制。 记：经历了这么多，您对那些权威有意见吗？ 焦：几十年了，我的心态调整得很好。我和他们都是一拨人，年龄上差不了几岁，我现在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实践上，过得很充实，只要有用户的支持我就心满意足了。只是现在最心焦的，是国家吃了大亏，蒙受了损失。 记：对于即将进行的测算，您有哪些期望？ 焦：“弦线模量”30多年得不到权威认定，最后只有请政府主持公开测算，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我希望有关单位持积极态度，使新方法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弦线模量是我自己的，更是国家的，测算以后我可以无偿交出软件，这正是我研究的目的。另外，测算费用也由我来承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