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朋友读了阿坚的诗和文之后，特想见他，见了之后大失所望，私下对我嘀咕：怎么像个民工？但也有一小部分人见了阿坚之后会生出欣喜：终于不是一个长发党也不是一个光头党。

    通过一个人的外部形象来判断他的内心，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功夫，尤其像阿坚这路人，对于相面算命的来说，绝对是一道难题。他通常的打扮是：上身一件中学生式夹克，袖口起毛边，里面的毛衣或衬衫却做工精细档次不低；下身一条推销员常穿的料子裤，有时皱皱巴巴，有时裤线笔挺；足登一双耐克球鞋，有时不系鞋带，有时沾满泥泞；手拎一个老太太买菜时常拎的那种降落伞布兜子，兜子里塞着一堆牛皮纸信封。阿坚生得面色黝黑，说不清是晒的还是天生的，眼神有时坚定有时犹疑，上唇时而光光时而是鲁迅式小胡子，说话是不带京味儿的普通话。他这分明是在砸算命先生的饭碗。

    这些年，我没少给阿坚相面。我是指我们经常坐在小饭馆里面对面，有时候酒实在是喝不动了，也没什么可聊的，就剩下面面相觑。几年来，我没相出什么结果，于是我改测字了。这下简单了，因为他的名字分明就是答案。

    这么说吧，这个50多岁的中年人似乎一直在坚守着什么。

    当年，鼓动鲁迅出山的钱玄同说过一句名言：人过40就该枪毙。以我的所见所闻，人一过青春期，基本就稀哩哗啦了，生活多难呐。

    但阿坚没有，虽然我也说不太清他在坚守着什么，但我认为他起码没动，哪怕只剩下一个姿势，哪怕这个姿势很多时候完全荒诞。

    阿坚无家无业，早年写诗和旅行，现在则以喝酒为生活主要内容。

    阿坚喝多了喜欢骑着自行车出入任何场所，比如直接骑进饭馆（倘若饭馆的台阶较缓较少），然后在饭馆里转两圈（倘若饭馆够大的话），当然，多数情况下他的这一行为都不会成功，通常他都是征服不了饭馆门口的高台阶的，通常他都是在这里摔一个跟头，然后掸掸屁股上的土，信步而入。

    阿坚穷，买不起汽车，自行车是他在修车摊上让人家帮他攒的，价钱不超过一百。因为穷，所以阿坚尽量不去酒吧喝酒，朋友请客，阿坚也是婉言谢绝，他说朋友的钱也是钱呐。但是，偏偏有一些朋友拿自己的钱不当钱，而阿坚又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所以，一帮朋友在酒吧聚会，阿坚偶尔也会光顾的，而只要他光顾了，只要他在酒桌前坐了下来，他身上固有的陪伴他半辈子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便会荡然无存。他会一杯接一杯地干，直干得那些原本不拿钱当钱的朋友心里的小算盘劈里啪啦一通乱响，甚至会生出逃单的念头。

    阿坚年轻时也曾经风光过：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他是第一个爬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没有他那些花圈堆不了那么高，历史照片也会黯然失色不少。鉴于他在这场运动中上蹿下跳的积极表现，他被青年工人、返城知青、待业青年及若干地痞流氓推举为“北京市工人代表”之一，负责与“四人帮”的黑爪牙进行谈判。

    作为暴乱分子，阿坚被隔离审查了半年。那半年，阿坚对外人缄口不提。听朋友说，那半年阿坚面对“四人帮”的爪牙坚持斗争，既英勇顽强，又灵活多变，保护了自己也掩护了同志。阿坚不愿提那段往事，是出于一种“好汉不提当年勇”的心态。

    9·11事件不知动了阿坚的哪根筋，自此其行为日趋怪异，终日疯狂喝酒。有人说：这是魏晋风度啊，也有人说：他疯了。

    确实，认识阿坚这么多年，他的荒诞姿势有时也弄得我一头雾水，但我不愿辨析宁愿认同——如果我们对这个金钱拜物教盛行的年代充满质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