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凡年龄稍长或对中共党史、共和国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1962年年初，中共中央曾在北京召开过一次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刘少奇在会上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胆结论，人们也都耳熟能详。但是，对中共中央所以决定召开这样一次规模空前的会议前后经过；“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典故的由来；毛泽东何以违反常规，提出刘少奇的报告不必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直接发给与会人员讨论；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如何反应；中央七大常委之一的陈云，为何婉拒毛泽东之请，不在会上讲话；1967年2月，毛泽东在同卡博和巴卢库谈话中所说，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就指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这句话是有所指的，“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其具体涵义指的是什么？等等，人们不仅不知其详，而且存有很多疑惑。中共中央党校韩钢教授在“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的演讲中，谈到“七千人大会”这个问题时，也说“这个事现在公布的材料不多”。 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张素华所著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以下简称《变局》）一书，使人感到现在有了一部全面解读七千人大会的专题史书。纵览全书，可以看出，作者是积多年之功，在大量搜集和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成就此书的。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可读、可信。 所以称它为“可读”，不仅仅是作者的语言生动、文笔流畅；更在于作者的视角新颖，全书是沿着人们关注的一系列问题步步深入，逐一展开的。这些问题是：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大会的进程，又为什么出人意料地不断改变？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究竟怎么看？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在大会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各个层次的反响是否一样，又有着怎样的不同……这些多年为人们关注而又无力解开的谜团，正是这本书的“看点”。 说它“可信”，在于作者对上述所有问题的阐述，基本都是用材料说话。尤其是第一资料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记录、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有关记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大区、省等各级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有关会、院领导人在各种会议上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记录；七千人大会简报等一般研究者所难以寻觅的档案资料。还有，杨尚昆、胡绳、吴冷西、邓力群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当年《人民日报》的新闻和报道；作者参与对当年参加会议的袁宝华、李瑞山、陶鲁笳、汪东兴、杜润生、梅行、赵家梁等人的访问记录，等等。因此，书中对上述问题的叙述，具有可信性和权威性。 《变局》一书，没有把七千人大会作为单个的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而是把它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全过程加以考察，从而显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并深刻感受到七千人大会是众多历史环节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链条。从当时的情况看，1958年相继出台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曾被认为是找到了在短期内超英赶美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捷径。1958年冬，毛泽东对“大跃进”，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但并没有改变上述的基本观念。正因为此，1959年庐山会议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在捍卫“三面红旗”的浪潮中，使原已发生的错误愈演愈烈。七千人大会虽然没有动摇“三面红旗”，但整个来说是持一种保留态度；从中央、大区、省、地、县各级领导人在会上都有检讨，事实上承认了主观错误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出气会”使省以上领导人认识到几年来党内斗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决心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并进行大规模甄别平反。这一切，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民主作风，对重新唤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团结一致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起了重大作用，在历史上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七千人大会带来的这股新风，可称为是一个“变局”。 对于这段历史变迁的迂回曲折，《变局》一书作了充分的展开，基本上还原了当年历史的原貌，解开了诸多的历史谜团。全书引用的丰富史料，蕴涵的大量信息，以及作者对大会全景式的描绘，对中央、大区、省、地、县各级领导人的情况、心态所作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完全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年6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