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校长，在1948年燕京大学被围之时，陆志韦的表现，被指责为不够硬气。

    当时，国民党军队为搜寻“共党”学生，围困燕京大学三天三夜，学生有断炊危险。陆志韦与对方妥协，“约法三章”，开门迎入军队。

    军警入校时，陆志韦在贝公楼礼堂召集全体学生讲话，表示学校“没有力量拒绝搜查”，并且“连意见都不能表示”，他自己“只有惭愧”，请大家“守纪律，有话事后再说”。

    学生回忆，这位校长，眼含热泪，神态严肃，声调铿锵，听者动容，有人啜泣。然而自始至终，他态度隐忍，有节有度。最终，由于他的暗中周旋，在校学生无一被捕。

    “性情温和，不走极端。”这是后人对陆志韦的惯常评价。他本不愿当校长，表示“只任一年”，谁知却一干就是多年。他担任燕大校长以后，时世变幻。他同情学生运动，多次保护学生，却从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正与他的一贯作风相吻合。

    在治校上，这种脾性使他有些老好人做派。洪业是燕大有性格的一位名教授，反对者很多。一次，洪业推荐新回国的周一良入校做教授，他的反对者就百般刁难，分给周教授一座没暖气的小房子。此事急坏了校长陆志韦，而他又不愿得罪反对者，几番思量，想出折中办法，邀请周教授到自己家中住下。

    1937年后，日军进入北京。陆志韦开始在日伪统治下百般周转过日子。日军借口燕京大学是国际性大学，要向燕大派遣三位日籍“教授”。为不让燕大受奴化教育污损，陆提出，接受日籍教授可以，但要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校方主动聘请了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教授，才搪塞过去。

    不过，此时的燕园里，人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有学生要转到延安去学习、工作，学校都为他们送行，由陆先生或司徒雷登，以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老师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他们一路平安。

    当然，这一切，都进行得偷偷摸摸。

    时人也曾见过这位温和校长的一次怒容。1938年，燕京大学一名助教被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组织追悼会。会上，陆志韦“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走上了主席台，笔直地站在讲台上，面色阴沉，头深深地垂下，脸上的肌肉在抽动”。

    他突然用嘶哑悲痛的声音讲道：“我……我讲不出话来！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此时，他“泪流满面”。

    一番演讲，他始终未对日军有所褒贬，然而这一无声抗议，令在场学生深深动容，全场顿时一片大哭声。

    每当校难当头，陆志韦行为谨慎，如履薄冰，不逞一时之快。而当1941年，他被日军捉入监狱时，却一改往日温和作风。在对方提供的纸张上，他的“无过可悔”四个字，简直力透纸背。

    等到日本人投降了，他所定的政策又趋温和：沦陷时期为生计所迫替日伪工作、低薪挣口饭吃而又无大罪的，可以返校工作。

    此时，燕京大学校内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碎纸随风飘荡，未名湖水面上漂浮着杂物与泛起的沉渣。房舍门窗支离斑驳，室内家具、书籍一片狼藉。陆志韦率领教授，重回燕园。他一面辛勤办公，一面要周旋应对国民党官员的种种无礼要求，仍然勤勉努力，不敢有所懈怠。

    后人评价，陆志韦性情平淡，为人并不出彩，然而当时社会，正要靠这样的人默默支撑。

    1949年以后，陆志韦有过一段舒适的日子。他的同事回忆，在燕京大学寓所里，周末，陆志韦有时会来串门儿，打打桥牌。此时他谈吐出口成章，妙趣横生。

    然而，这种生活未过多久，生性温和的陆志韦，便居然被迫要“走极端”。

    一次，燕京大学开批判会，校长陆志韦遭批判，他一急之下，便要撞墙，多亏旁边人拦住。

    此时，陆志韦因为“亲美反共反人民”的罪名，被大肆批判。他一次次在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向全校师生低头认错，他不仅积极带头，甚至“痛斥自己”。

    有记录称，当他的女儿奉命登台“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指着他的脑袋训斥时，他“默默恭听，没有张口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