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水价上调方案要考虑到百姓“许可”和“承受范围之内”，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态度。但是，许多经验告诉我们，所谓百姓“许可”的惟一形式——听证程序现在已经沦为纯粹的“涨价会”，在各种势力的左右下，逢“听”必涨已经让百姓无可奈何。同时，所谓“承受范围之内”，也可能走形变质，甚至演变成了赤裸裸地挑战百姓承受力。

    不妨以北京市的水价为例。北京市在2004年刚刚进行了一次综合水价的调整，然而事过不到一年，在去年夏季又发出了水价上涨的强烈信号并开始着手实施。有关部门在当时也提出要考虑百姓的承受能力，但是只要盘点一下北京的“水价上涨史”，就会发现，所谓“百姓承受力”，一无客观标准，二无封顶的警戒线。

    从1991 年8 月至2004 年8 月，北京市的自来水价格经历了9次调整，从原来的每吨0．12元上升到了2.8元，再加上污水处理费用，居民每吨用水的实际支出费用为3．7元，上涨了22.33倍，价格居全国之首。过去，提高水价，其理由总是作横向的同类比较，说广东的水价多少钱，上海、西安的水价多少钱，结果，在百姓的反对声中把价格提了上去。后来，北京的水价已经是全国最高了，横向的同类已经没有了“对手”，所以，就要把比较的标准放到国外，北京市的水务官员说：外国城市居民生活水费支出占总支出的3％，而北京居民为1％，故此应该认同“水价还有提升空间”的看法。

    从国内比到国外，从国内最高到向全球最高“看齐”，这不仅说明没有固定的水价对比标准，而且，来自高层的诸如“百姓承受力”这样的原则，落实到某些政府部门和那些仍然政企不分的公共服务企业，就会变成向百姓的承受极限发起挑战。

    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宗旨是什么？毫无疑问应该是谋求“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即切实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但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将公共福利作为一种独家垄断的商品，在定价上不容商量，步步提升。水价、电价、油价、房价等都纷纷问鼎“百姓承受力”，最终将整体加重百姓的民生负担，增加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