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教育部网站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职教师人数接近820万人，考虑到这三年的变化，相信到2006年专职教师人数会有很大的增加。一项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改革计划就要由一些精英和权力部门制定出台，而作为政策的直接受众，又一次被动地缺席了。联系到当前困扰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育改革以及住房等改革，都很少看到公众参与的影子。

    大体来说，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包括如下环节：问题的确认、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政策受众的接受。我们的政策制定主要沿袭精英政策制定模式。由于精英与公众存在的本质差别，导致精英的价值偏好与公众有明显差距，正是由于这些差距的客观存在，致使政策制定在起点上就存在分歧：如果在问题的确认上都不能达成高度一致，政策的导向与规范功能如何体现？由此而来的这项政策，还能充分体现民众的诉求吗？

    比如教师资格认定问题。一旦实行了定期验证制度，就要成立相应的机构，机构越多，权力寻租的空间就会随之增加。再者，合格与否的标准谁来制定？事实上，目前老师们要应对的各种考核已经不少，大多数教师在各种指标的控制下，疲于奔命。关乎广大教师利益的资格认证，是不是该听听他们的意见？

    现代政策科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任何一项政策后果的完全展现，至少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对于这些不确定因素，政策的制定者考虑了它的后果吗？终结一项政策的阻力和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以至于很多时候成为无人敢碰的烫手山芋。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为什么终结四六级考试如此的艰难？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涉及无数的利益。据国家审计署的最新材料显示：仅2002年5月至2005年6月三年间，各地四六级考点上缴的报名费就达2．34亿元。（《中国新闻网》9月12日）这恐怕是当初制定该项政策时始料未及的。

    以前的经验已经说明，单纯依靠精英和权力部门制定政策的模式，造成了公共政策的效率低下，并且，也使得政策制定有沦为权力的婢女的危险。我们能指望这个“婢女”代表公众的意愿吗？

    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改革的成功，主要来自基层广大农民对问题确认的准确性，而不是精英们书斋里或沙龙中的理性预见。在无法改变精英政策制定模式的前提下，为了防止政策的制定最终演变“集体决策，都不负责”的怪圈，有必要明确政策的制定者，谁制定谁署名。如果政策是成功的，这项重大的荣誉归某个人或集体所有；出现错误了，也要有人或集体为此承担责任。通过这种努力，使精英们慎重使用手中的权力，使公共政策真正成为公众的政策，而不是被权力呼来唤去的婢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