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睿智的学者谈死亡，或是一位得道的宗教领袖谈死亡，或许都不会产生傅伟勋先生的这般轰动效应。傅先生既是一位研究生死问题的睿智学者，又是经受了死亡折磨的癌症病人，他在忍受经历两次大手术、40多次电疗的痛苦中，完成了验证死亡威胁的生死学的学问。特殊的经历，使他获得了谈论死亡的特殊资格认可。他对学术的忠诚，完成了“学术的生命与生命的学术”的人格统一。有学者称，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写的一本不平凡的书。定论是非常准确的。

    对于一个研究生死学的学者，死亡的特殊感受是非常重要的。经过44次电疗，力气几乎全失的傅伟勋，深深地了解了八九十岁高龄已无生命力时的心情和滋味。他很同情人过百岁宁以绝食方式接受死亡的个中道理。他深深感慨，没有真正经过一番深刻的生死体验，就没有资格随便批评他人选择的死法。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对生死问题的体验分享，是何等重要了。

    或许正是这样的感受，使得傅先生把现代社会的高龄化过程转化为人类精神的深化过程，把死亡的哲学问题转化为生命哲学的问题。

    现代社会使“死亡问题”凸显出来。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医疗的提升，人类生活的好转，社会迅速进入了高龄化。高龄化是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高龄化又是一种长期的疾病。中国有一句话，叫最浪漫的事是和你一起变老，但这是人生70岁以前的写照。到了70,或者更大一些，最残酷的事是清清楚楚地一步步走向死亡。

    高龄化乃至死亡过程，就表层来看，只不过是外在生命逐渐衰弱终致腐败的负面过程，因此令人恐惧厌恶，种种消极心理也随之产生。但就深层看则是内在生命（及精神）继续成长不休且更加深化的积极正面的人生阶段。具有这样的认识，人们才能确实地感受到，我们面临的不仅有“生命的尊严”问题，同时也有“死亡的尊严”问题。

    傅先生解释道：“高龄化社会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如何安顿退休以后常年衰弱的老年人或患有严重病症甚至绝症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孤独无依，在精神上仍能安身立命（生命的尊严），在死神来临之时不致感到恐惧不安，反而能从容自然地接受死亡（死亡的尊严）。”

    正因为如此，傅先生才强调：现代人天天讲求所谓的“生活品质”，却忘记“生活品质”必须包括“死亡（的尊严）品质”在内。或者不如说，“生活品质”与“死亡品质”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与此，高龄化到死亡的过程，深一层地说，即不外是训练每一个人培养“生命的尊严”与“死亡的尊严”双重实存的态度的最后阶段。

    傅先生之所以称这个学问是生死的学问，就是因为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且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这一部分被拉长了，被放大了，被突出了。因此人必须认清生与死的完整意义，要在两者之间看出精神生活和希望。这就是现代生死学的终极目标。

    确立了现代生死学的终极目标，傅先生在他的体系中，整合了哲学和宗教的元素。对于生与死的态度，在基督教是永生天国，在印度教是轮回的结束，在佛教则是涅  解脱，在道家是与道玄同，在儒家，则是天道之命的实现与个人的安身立命。无论是那个哲学或是宗教教派，都有着牵涉死亡的精神超脱问题，都有改变生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人生转折问题，都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的问题。齐生死、外生死、超生死，生命不朽，这大概是哲学和宗教生死观的最高意义吧。现代生死学也不例外。

    比较例外的就是傅先生关注现实的精神。他的目标始终盯在高龄化社会上，他提出“临终精神医学”的概念，多少包含着临终关怀的含义。而他的现代生死学也建筑在临终精神医学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临终精神医学所考察的对象是已经面临的患者的正负面精神状态，尤其是负面状态。它与心理学、宗教、文学、音乐、艺术等配合起来，提供给我们能奏效的临终精神治疗法，使患者的精神状态有所改善，使他（她）们能够自然安宁地接受死亡，保持死亡的尊严。傅先生把它看成狭义的生死学……生死智慧。而我们则把它看作广义生死学的临床实践。要知道，探索生死终极意义的人要少得多，芸芸众生需要的则是临终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