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报道中所说，税负水平高低的判定，历来颇具戏剧性。坊间与政府部门对于税负的轻重，之所以总是各执一词，没有一个莫衷一是的说法，是有原因的。首先，由于存在某些制度漏洞，政策随意性大，存在操作空间和权力寻租空间，老百姓的实际税负，远远要比字面上的统计数字大得多。在2005年,虽然全国税收收入总和只不过占当年GDP的15.8％，但是，民生客观上承担的“实际税收”，有重要一部分被忽视了，比如那些名为“收费”、实为税收的名目繁多的管理费、罚款和赞助费等。而这些“税收”不“开条”、没有发票，是显示不到税负统计中的。

    此外，还有一种税负的相对沉重。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和居民缴的税越来越多，而国民所享受到的回报，也就是说国民福利却没有随着税负的增长而水涨船高，老百姓无法从这种“高税收”中获得高福利，陷入一个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的陷阱，国民在心理上也随之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和税负相对加重的感觉。

    按理说，税收的天赋原则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如此，即使一个国家的税收再高，也不会因此而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却能从一种“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中获益。但是，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国家仍缺乏兜底的东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党政干部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高达数千亿元。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老百姓承担着高税收，另一方面税收的钱却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在基本民生的投入上，而是用在了与国民福利无关的其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公众就无法从一路飙升的GDP和税收增长中享受福利，从而出现工资收入缓慢增长，居民生存成本节节攀高，教育成本以及医疗费用不堪重负，贫困生缴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等现实景况。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的税负感觉不沉重才怪。

    报道说，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变得极其紧迫。笔者认为，国民税负之痛关键不在税制改革，而在于如何将高税负转化为高福利。所以，我们在检讨税收政策的同时，应该反思如何将国民税负“痛苦”转为国民福利。因此，理疗国民税负之痛，是一个税制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的宏大命题。而社会公平的最高境界，是所谓“善意的国家”，即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的国家，能够洞察公共事务的性质并能够充分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国家。笔者认为，税负轻重标准在于百姓福利，现在该是用“国家的善意”来理疗国民税负之痛，让税负“痛苦”转为国民福利，来实现“善意的国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