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赵川结束了海外游子的生涯，回到他的故乡上海，但这时他的国籍变成了澳大利亚，所以较真地说这不能叫回国反而是又出国了。他说回到上海的感觉还真有点出国的感觉，因为这时的上海与他离开时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赵川有感而发，写了个中篇叫《鸳鸯蝴蝶》，次年获得台湾《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这小说的名字让人想起旧上海，但实际写的是当下。

    赵川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也算是锻炼出来了，他随遇而安（但不是得过且过）的能力极强，比如无论什么人他都能谈到一起，记得有天晚上在赵川家喝酒，在座的一位朋友痴迷于宗教，在他滔滔不绝的“信仰”、“人生的终极意义”等话语中，众人插不上话，一度很冷场，这类问题在我所熟识的日常生活中是多么地难于启齿啊。但赵川那天很认真，在冷场中几乎就是他跟那个朋友一问一答。显然赵川不擅此道，他在那位朋友的追问下一直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如果说赵川的小说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的话，那么他对这类人生大问题的口头表达几乎可以用捉襟见肘、语焉不详、理屈词穷等词汇来描述。最终，他放弃了，他绕开这些问题，直接聊起了他几年前在欧洲大半年的游历，聊这个，他的语言立马顺畅了起来，表达也明确自如得多了。他的大意是：那半年的欧洲游历，对他影响很大，让他想明白或自以为想明白了很多问题，正如他的小说《和你去欧洲》中的一句话：“……等着吧，等待时间，它们终于都过去了，都被忘记。等待你、我和他们，有那么一天连一粒沙子也不是。”印象中他那天也是这么归纳所谓的人生的。

    对此，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赵川说出了事实的一部分，即终归我们“连一粒沙子也不是”，但事情还没有完也不应该完，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整个世界的荒唐将令我崩溃。

    但也许这就是事实真相、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呢，我只是由于软弱而不敢承认罢了。

    单从文学或小说的角度来说，赵川的归纳是足够了，我所不甘心的可能恰恰是文学之外的东西，赵川只是隐约给了我们一些暗示，他知道什么是他可以明说乃至抡开了说的，什么是他不能明说只能意会的。赵川的确是个“老”作家了，他的小说，尤其是他那一系列描写上海当代生活的小说，我还没看见有比他写得好的。

    说起来，赵川是非常有资格写旧上海的，他爷爷是鸳鸯蝴蝶派干将之一，跟张恨水是哥们儿，但赵川不写旧上海，只写新上海，偶尔写到旧上海，也是为了说清楚现在的新上海，他不迷恋过去（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老跟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过不去），对现在，他则是充满疑虑和无奈的。

    赵川瘦，戴个眼镜，有人说他长得像闻一多，但他没有闻一多的愤怒，也没继承他的祖辈的浪漫，我觉得他有些虚无，但他的虚无却让他忙个不停（或许这正是虚无的表现），据我所知，他回上海后，除了写小说，还策划过美术展览，写过电影，拍过纪录片，现在又在搞话剧，同时他每周必去华东师大旁听哲学课，他说听哲学课像是给思维蒸桑拿，他说他那么瘦，洗浴中心的桑拿就算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又是不甘于虚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