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某地一官员聊天，他发牢骚说：如今的官儿太难当了，不管怎么费心制定一项政策，不管这个政策多完美，一出台总会遭到百姓不分青红皂白的苛责，什么不尊重这个权利、没考虑那个利益的，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鸡蛋里面挑骨头。缺乏对公共管理的理解，不能站在政府立场上全面思考问题，而是以过于理想化的标准苛求政府，这种思维很不健康。

    能够理解这位仁兄的抱怨，当下的舆论确实有这种“事事苛求政府”的倾向。无论政府部门出台什么规定，无论这种规定多么力求平衡多方利益，总会有批评的声音，总会有人拿“人家欧美怎么做”来类比，生造出一些理想化的“权利”，苛责政府。这种事事站在政府对立立场的批判思维确实很不健康，政府不是哪一类人的政府，它的决策得考虑到社会每一相关利益方。既然政府是有限责任，那么不仅权力，它的责任也应该是有限的；公共管理并非想当然的事，而是一种得依靠实践理性、协调智慧和管理技艺的事务，公众很多时候得设身处地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理解决策，而不是以过于理想化和玄虚的“权利”与政府唱反调。

    虽然这么说，但我认为造成当下舆论动辄苛求政府的原因，不是公众的刁钻、偏激或情绪化，而是一些政府部门自身的专断，即把公众排斥在决策参与之外。试想一下，当公众被要求接受一个外人突然强加给他的，与自己生活、利益直接相关却不与他作任何协商的制度时，即使这个制度再完善、再力求协调多方利益，公众也不会主动站到政府立场上去“欣赏”和“赞美”它，而会在“被强加”意识下尽量为这个“外来之物”找毛病挑刺儿。

    只有充分吸收了公众参与的政府决策，公众才会自觉地“站在政府立场”去理解公共管理，理解协调多元利益的不易，理解达成共识的难度，认识到公共决策不是想当然之事——政府部门关起门来搞决策，把公众排斥在讨论和决策之外，他们如何能“站在政府立场”想问题？

    如果说“站在政府立场”代表着一种务实、理性、谨慎、公正地看待社会问题的公民美德，那么，这种公民美德是需要训练的，需要设身处地的政治参与训练。只有参与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一次次听证会上激烈的交锋、一次次自己的意见在业委会遭到邻居的反驳、一次次用手投出自己的票，公民的这种美德才会被训练出来。一方面，他们能在参与过程中体验到利益博弈的艰难，从而能务实地理解社会问题；一方面，因为决策是有自己参与而作出的，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已经被说服，所以不会质疑自己的选择。

    同时，吸引公众参与，也是政府减少决策风险的最好途径。如果政府部门事事专断地决策，公众只有接受而无决定制度安排的份儿——这种情况下，当他们作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遭遇到种种不利后果后，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抱怨政府迁怒官员。一旦政府垄断着无限权力，就必须对社会问题承担无限责任。

    写到这里想到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状况的描述。他解释了那时的法国人民，为何变得那么沉迷于一些作家的抽象民主理论和激进自由理念，那么热衷于拿虚幻的自然权利苛求政府，正源于民众被排斥在公共决策之外。

    今天中国许多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苛求政府决策、不设身处地地理解政府决策，跟当年法国人的思想状况有异曲同工之处：当他们被排斥在事关自身利益的决策之外后，久而久之，民众的想像就抛弃了现实社会而沉湎于虚构社会，被一些抽象的、不顾现实限制的理论所吸引，并以这些理想化的标准和抽象的理论苛求政府决策，情绪激昂牢骚满腹。

    沉浸在虚幻的权利想像中而不顾现实约束，这是一种危险的民众情绪。只有更多地让民众参与，让公众成为诸种政策的主动者，才能消弭这种危险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