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隆在通用汽车公司的重大决策会议上有一段经典话语：“诸位先生，在我看来，我们对这项决策已经有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了。”接下来，斯隆准会说：“现在，我宣布会议结束，这一问题延到下次开会时进行讨论。我希望下次开会时能听到相反的意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对这项决策的真正了解。”

    没有不同意见不决策！决策要有不同意见，要有备选方案，这是高质量决策的保障。但在有了不同意见后，领导人该怎么样做决策？譬如，张经理、李经理围绕当前某个重大问题发生了矛盾。领导要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如果双方都是合理的）的情况下，把双方的意见同时集中到领导的决策中来，把双方摆平，就要能找到两位经理矛盾冲突的共同点、结合点。那么，到哪里去寻找实质性的共同点、结合点？不是在两位经理发生矛盾冲突的当前层面，而是从更高的层面、更大的范围去寻找。

    首先是更高的层面。

    9月20日，美国新任财政部长鲍尔森访华。在中美经贸关系这个棘手问题上，虽然不能说鲍尔森打破了僵局，但是，鲍尔森重申了美国前第一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利益有关方”的概念，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中发挥领导者角色，反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一味施压。鲍尔森还强调，他此次访华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祝中国成功”，华盛顿不应担心中国超过美国，反而应担心中国的开放与发展格局出现停滞。

    同时，中美两国在北京宣布启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解决搭建一个更高的政治平台。

    在担任高盛公司的主席和总裁时，鲍尔森先后70多次访华，“其见识和思维，与快速发展的中国，完全同步”。和美国的外交官相比，鲍尔森的视野更加开阔、看问题也更宏观，甚至于比政治人物也具有更多的政治智慧。

    还有一个更大的范围。

    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如火如荼。中国的小纺织品潮水般涌到欧洲，欧盟的纺织业被冲击，欧盟非常着急，要给我们设限，要动用“特保”条款。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始终是：中欧纺织品贸易这个小问题，能不能把它放到中欧战略合作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看？怎么看？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都是低端的、廉价的、低附加值的小纺织品，8亿件衬衫出口到欧洲，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A－380，而欧盟出口到中国的，都是汽车、飞机等高附加值的产品，我们能不能坐下来谈谈，你让我赚你的小钱，我让你赚我的大钱，这样行不行？

    行是行，但如果出口假冒伪劣产品怎么办？还是要设限、要动用“特保条款”！我们的谈判立场始终是：你不要给我设限，我自己设限，先进行行业整顿，凡是不遵守出口配额、出口假冒伪劣产品的，先把它们整顿掉；关于增长比率，咱们能不能通过谈判，规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例，我每年增长8．9％，最高不超过12.5％，你看行不行？谈完了之后，我们对谈判还没有评论，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自己竖起大拇指，连说了三个winwinwin。

    企业家、企业领导人，在管理层次上，当然比发生矛盾冲突的张经理、李经理的级别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要把两位经理“摆平”，不损害任何一方，把双方的合理化建议同时吸收进领导决策，不是靠级别，而是要有把低层次的矛盾冲突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上看、把小范围的问题放到大范围来看的能力。

    有这个能力，不仅要聪明，更主要的，是自信。不仅自己要有提升层次、拓宽范围的能力，更要有豁达大度的心胸度量。我们往往比较看重，也比较容易看清一位企业家、管理者的综合概括能力，但不太容易看到的，往往是一个人的心胸度量。其实，“摆平”矛盾的双方，要靠能力，更要靠心胸度量！只有心胸狭隘、不自信的人，才事事都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