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感觉，我们的学术一代不如一代。当老一代学者纷纷谢世后，这种感觉特别强烈。这些年高校的扩大，学术带头人受到的重视，特别是经费的增加，已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条件发生了很大改观。但学术水准的提高，学术大家的出现，还没有呈现让人期待的局面。从大的学术条件观察，虽然我们距理想的学术自由还有相当距离，但在学界，学术自由已成为基本共识。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了进步。但学术何以还是如此局面呢？我想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学术界在学术发展中，对个人因素没有给予特别重视。

    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本来不错。特别是传统的文史哲研究，这方面我们有很深厚的传统。就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的基础也建立起来了。比如社会学、法学、经济学、考古学以及人类学等等，1949年前，在国际上也还有些地位。你提到的学术集团建立中的个人因素，我想主要是指一个学术集团建立时期的核心人物的作用。

    梁：我们现在的学术制度，表面上看起来重视学术带头人，其实很难真正落实。我以为学术集团中的个人因素，主要是指这个集团中学术带头人的个人作用，主要包括选择人才的权力和使用经费的权力。我们看过去，中国凡有学术传统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面，确实是因为先有个人，最后才成就集体事业的。比如中国早期的地质学就和翁文灏、丁文江他们的努力分不开，静生生物所的发展与胡先  个人相关。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大体如此。比如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就主要是李济的作用，中国近代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是赵元任、李方桂他们的作用。著名的“史语所”的成绩和学术地位，与傅斯年有相当大的关系。除了用人和经费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术方向的建立和发展，主要依赖个人的学术趣味，这是学术集团形成的主要因素。

    毕：这个传统，其实到了上世纪50年代还在。当时中国高校中各个系科间学术力量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学者个人的学术声望。一说北大历史系，就会说邓广铭的宋史、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研究，一说复旦则是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刘大杰的文学史研究等等。其他高校也大体如此。

    梁：吴文藻早年在燕京大学建立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学，后来费孝通在云南“魁阁”时期的学术团队形成，也主要是个人的因素。可惜我们现在对学者个人的作用看轻了。其实一个研究机构只要选择了学者个人，其他就是学者的事了，学者比机构更在乎自己的名声。他要干啥就干啥，他用谁就是谁，绝对不能用条条框住。学术民主不能在这个意义上发生作用。

    毕：前一段我看商务出版的《方显廷回忆录》，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知道南开大学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一直非常有名，在国际上也很有声望。这就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何廉，一个是方显廷。南开工业经济研究起步的时候，当时方显廷刚在上海有了非常好的职业，但何廉的邀请还是让他动心。他到了南开，不但和何廉共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事业，而且形成了一个学术集团，如陈序经、李锐、吴大业、袁贤能、陈振汉、滕维藻等等，今天南开在这方面依然有优势。何廉、方显廷在南开经济所的建立过程中，以个人的学术趣味和学术训练决定了未来这个研究所的主要学术方向。他们把自己个人在专业方面长年积累的学术材料完全贡献出来，最后成就了南开在这方面的研究地位。

    梁：现在的学术制度，使个人在学术集团建立中很难发挥作用。我们现在提到某某学术研究机构，甚至知名的大学，很难把一个系科与一个具体的个人联系在一起，这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一定要建立学者的个人声望，这对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是最重要的事。重要学术职务，一定要让有声望的学者担任，行政方面的事务可以用助手解决，不然学术机关就和衙门一样了。这次中国社科院评选学部委员，所以受到学术界普遍质疑，主要就是学术声望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的质疑和建议，都值得主事者深思。相比之下，1955年的学部委员的选择尚能说得过去，就是还顾及了学者个人的社会声望。因此，重视学术集团建立中的个人因素，是当今中国学术机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