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众多出版社争相联系着再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孙郁的《鲁迅与胡适》、《鲁迅与周作人》和《鲁迅与陈独秀》等旧作。日前，他于1997年出版的《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修订重版。孙郁以感悟的形式，对上一世纪百年间的文人和文化进行了一次散点透视，“五四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出现了几个好玩的人，借此书怀念那些有趣的人所做的有趣的事，就足够了。”

    在鲁迅博物馆孙郁的馆长办公室，最显眼的是摆在书架正中的《鲁迅全集》。在孙郁的字里行间，鲁迅传统正构成了这一世纪对话的底色。

    从生命感出发，孙郁“与形形色色的独行者纠缠上了”。苦难是晚清以来的中国文人的宿命。“一百年的哲学是贫困的，但心灵的体验是那样的富有，每个杰出的文人都是一个窗口，你可以在那儿瞭望到已逝去的风景。这个风景中没有确切性，没有永恒的承诺，它永远弥散着困顿、不安、焦虑的情感，以及对彼岸的渴望。坦率说，在造访这些痛苦的灵魂的时候，我的心常常是沉重的。”

    而孙郁对这些痛苦灵魂的造访确切地说是从鲁迅开始的。“一百年前的时候，梁启超曾热情地憧憬过20世纪的中国，他后来在《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中，津津乐道地幻想过中国的社会变化，那时的学人是单纯的……只是到了鲁迅，我们才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了文化的沉重与精神深切的困顿。”于是这些“艺术气质很浓”的中国文人以忧郁的面孔出现在孙郁的视野之中，梁启超“启蒙的悲欣”，茅盾“苦涩的初梦”，“行走在荒原里”的史铁生，就这样在孙郁笔下跃然纸上。

    一百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瞬间，而百年的忧患就足以成为一个人一生的歌哭，孙郁是在为百年文人承受的苦难而歌哭。孙郁回忆，他对苦难的偏爱来自童年，小镇生活中对社会病态的记忆，是他最早与鲁迅灵魂的相遇。插队时，他偷偷读普希金、赫尔岑，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鲁迅越走越近。尽管孙郁的研究生论文写的是巴金的贵族式哀伤，然而宿命让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没有去故宫，没有去长城，而是在鲁迅故居前久久伫立。

    与某些激烈的鲁迅研究者相比，孙郁自认是平和的，对鲁迅的偏爱并不妨碍他欣赏周作人的遁世和沈从文的逍遥。孙郁曾与大作家汪曾祺为邻，“和先生谈话是愉快的，他在许多地方，像沈从文一样充满性灵、爱意。”在孙郁的印象里，汪曾祺飘逸，散淡，喜欢花鸟草虫、京剧、国画，讲究吃喝，充满了士大夫的趣味，“这样的人在打成右派后画马铃薯时都是有趣的”。

    对于当下的鲁迅热，孙郁表现出担忧，“鲁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的。当鲁迅得知《狂人日记》被选入中学课本时，他是极度痛苦的。然而愿速朽者反而不朽，鲁迅热并不是好现象，这正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苦难仍然没有彻底摆脱。”

    孙郁提到，学者高远东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鲁迅是疗救痼疾的一剂苦药。“胡适是面对恶而毫无办法。鲁迅对抗恶，是不惮将学者的良知与市侩的手段结合起来的。”孙郁又说，“鲁迅的现实意义在于他对流行色的警惕，警惕人成为选择的奴隶，奴隶是鲁迅全集中出现最多的字眼，所以鲁迅要说‘人各有己’。”

    近来孙郁的兴趣转向了鲁迅与绘画的关系上，一本《鲁迅藏画录》正在写作中。孙郁说，徐悲鸿与鲁迅交好，国画大师林风眠还曾请鲁迅吃饭，他们对鲁迅在绘画上的识见都是相当佩服的。早在1949年前，蒋兆和勾勒过鲁迅笔下的阿Q，丁聪、丰子恺还给鲁迅的小说集画过插图漫画。鲁迅自身也收藏了中外许多名家的作品，如八大山人的画，而鲁迅收集的德国版画在德国本国有些都已经见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