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馒头事件”以来，“恶搞”已经有愈演愈烈之势。先是“恶搞”名人，孔子、庄子等胡子老长的文化名人未能幸免，赵本山、郭德纲等当代明星也难逃厄运，如今连自己都不放过。

    有网友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搞”资源高度发达的时代，全民“恶搞”狂欢成为一种消费娱乐时尚。如果，姑且我们认同这种判断，或许，我们还能够在“恶搞”文化的流行中，找到一些“恶搞”的积极意义，它具有一定的讽刺性，有幽默、反讽的特点，甚至，它对文化的权威也是一种挑战，对传统是一种反叛。

    俗话说，真理前进一步就成了谬误，“恶搞”文化也是这样。因此，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恶搞”的问题，也不是对“恶搞”的态度宽容与否的问题，而是“恶搞”是否有一个思想底线，是否有一个公认的道德伦理约束，是否有文化的尊严感。事实上，一些“恶搞”文化的制造者，因为在这些方面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缺失，正在走入“恶搞”的盲区，使“恶搞”失去了其积极的娱乐意义。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却始终没有产生足以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和文学巨匠。相反，我们有许多人却在“恶搞”上表现了极为发达的创造力，他们不是渴望创造“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而是剑走偏锋，走向另类，把创造力、想像力和幽默感用在了“恶搞”上面。

    “‘恶搞’是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恶搞’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恶搞’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这是“恶搞文化”所提倡的批评原则、审美趣味和娱乐精神。但是，如今来看，一些“恶搞”者已经彻底远离了这些标准，抱着纯粹消遣娱乐反文化的态度，缺少高品质的审美趣味，乃至消泯了应有的道德荣辱标准，他们的创造力已经在“恶搞文化”中最不受限制地前进，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当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个个经典名著、当代红色经典、国外的世界名画都被拿来恶搞得面目全非，肆意曲解时，我们说这样的“恶搞文化”，已经严重地落入了“纯粹的游戏和荒诞的行为”之中。

    记得针对一味迷恋当下的娱乐文化，一位知名文化学者曾尖锐地指出：“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至死？”如今“恶搞文化”的泛滥，使人也不由得忧虑——难道我们要把自己“恶搞”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