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开始向国企征收红利，一系列新问题和老问题又将随之而来。首先是红利如何征收以及征收比例的问题。有人主张“一刀切”，有人主张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谈判”，有人提议根据各个产业板块盈利情况的不同设立板块红利指标。“一刀切”过于武断，有的可能收得太多，有的可能又收得太少，不公平；分别“谈判”的工作量太大，几乎没有可操作性；设立“板块指标”其实是局部的“一刀切”，一来板块如何切割比较困难，二来仍然存在不公平的问题。这还都是技术性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是激励机制和企业经营自主权。当初之所以改“统收统支”为“利润自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企效益普遍不好，政府负担沉重；一方面恐怕也是想建立一种激励机制。国企如果赚钱了，经理人和职工就能直接从中获利。近年来，很多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的经理人和职工也确实从中尝到了甜头。现在又要开始征缴红利了，国企的经理人还会像以前那样卖力吗？更重要的是，企业的发展到底需要多大的再投入，政府当然没有企业清楚。如果政府要求国企缴纳50％的红利而企业说只能缴约20％，不然就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危及生存，怎么办？归根结底，又回到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上。十几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政企分开，甩手式的“利润自留”正是与政企分开相配套的政策。现在又要上缴红利，国企的经营自主权当然无法保证。国企效益差时，政府甩手；国企效益好了，政府伸手——这是不是一种机会主义呢？

    反反复复，除了已经改制的，现有国企的改革似乎又要回到原点。收也不是，放也不是，国企始终是政府手中的“烫手山芋”。实践再一次告诉我们，最好的办法还是市场化。除极个别必须由政府经营的行业外，凡属一般性、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都必须走向市场。实际上，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当然，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还会面临上述问题，但因其数量极少，政府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