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一个八卦新闻是，有位“80后”作家要给李湘写一封情书。听到这个消息，我想，如果这位作家当时能够用毛笔就着宣纸写就，然后跑到邮局贴上邮票寄出，那才叫别出心裁。结果当然让我失望。在电子情书泛滥的年头，“手写情书”的传统已然无可奈何花落去。说白了，这位作家不过是以情书的方式灌水企图博取“眼球率“罢了。

    不能怪这位作家没创意，毕竟潮流不可挡。值得一叹的是，有些值得尊重的传统，正在经受着被过度阐释与被背叛的命运。

    比如，龙作为中国一种传统形象，几千年来甚少受到自我排斥，近日却爆出有专家认为龙的形象不适宜成为国家的标志，理由是，龙的英文译名，有“邪恶”之意。这一论调，立即遭来无数驳斥的“口水”。专家又赶忙出来澄清辨白。实际上，在现代社会，龙并没有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种国家标志，其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乃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去龙论”招致民意反弹，大概是因为，这一传统形象被以“重新建构”为名进行颠覆，从而引发了公众的文化危机感吧。

    在某种意义上，过度阐释即背叛。这让人想起最近法国准备为他们的烹饪和美食“申遗”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餐不一定对自己的胃口，但中国的山珍海味，却也未必能够慰藉他们“美食的乡愁”。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每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优秀传统，只有尊重而不是背叛它，才不至于被全球化搞得晕头转向。毕竟，全球化并不表示大家都吃麦当劳、肯德基，还意味着拥有更为自由、多元的选择机会。

    说到全球化，不得不提正在央视热播的《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介绍的是几个大国现代化的历程，侧重于阐发其“普世的价值”。“普世的价值”有赖于传统的逐渐演进。正因如此，对待他国“历史的经验”，既不宜过于概念化，更不应过度阐释。这一点，想必作为总策划之一的麦天枢感受尤深，所以他在接受采访时不断强调“历史理性”的作用。

    历史理性的建立，不仅需要借助“他山之石”，还应注重“整理国故”。日前，在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余英时先生获得了有着“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终身成就奖”，和共同获奖的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平分100万美元奖金。应该说，余英时的获奖是华人学术界的荣耀。更值得关注的是，余英时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获奖，或者表明多元文化的观念越来越受到肯定的事实。而余英时之所以成绩斐然，和他向来注重传统考据的治学态度不无相关。而这种颇得清代朴学遗风的治学态度，至少部分得益于大儒钱穆的教诲。这么说起来，余英时的获奖，也算是传统的一种延续了。

    当然，考据也会被滥用。最典型的莫过于让某些红学家们乐此不疲的“红楼考古学”。这种考证，实际上就是一种过度阐释。现在，据说独辟“秦学”的刘心武还想“拼上这把老骨头”，续写《红楼梦》。此举到底是因为热衷于考据乃至无法自拔，还是尝到什么甜头所以“再接再厉”，不得而知。刘心武有这个创作自由，但也有人认为，无论怎么续写《红楼梦》，都意味着对这部经典的背叛。

    有这么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超越习俗和限制，但不能无视它们而走得太远。”对于那些值得尊重的传统来说，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