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认识春树时，她还是个17岁女生，那时，她刚从职高退学，在家写诗和小说，她与父母的关系搞得很僵，经常听她在这方面大倒苦水。那时我们都把她当小孩，大家喝酒，给春树点一个大可乐即可。春树说话直来直去，对人对事爱憎分明，但又绝无很多文艺女青年身上的那种疯癫。

    我很喜欢春树，但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当然也不能说一点没有），这种喜欢主要是因为我一直以反叛自居，见到春树并且读了她的作品之后，我感到后继有人了（对春树我也以前辈自居），而且她明显比我当年愣多了。

    记得那时我动不动就以过来人的口吻跟她探讨“反叛”，我说一出场就这么生猛刚烈，很容易嘎巴断了，我鼓励她“韧的战斗”（我还以鲁迅自居），怎么个韧法，我没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希望像春树这样的小孩要尽情地折腾，并且持续下去，一个人在青春期反叛一段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反叛。

    当然不是也不可能一味胡来，鸡蛋碰石头的事能不干就不干，赶上一时糊涂，干了，碰得头破血流，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找个地儿好好养伤就是了，谁让你反叛呢？当然带伤作战更值得尊重。

    为什么要反叛呢？当然是因为这个社会太不完美。光改良是没用的，需要反叛，需要有人走得更极端些，尤其是在我们这么一个讲究中庸的国度里，反叛是一股需要大力扶持的力量。

    我说这些时，春树一边喝可乐一边频频点头，她似乎心领神会，至少她没觉得我可乐。

    一两年后，她的第一部小说《北京娃娃》出版了，此书让她一炮而红，同时她在诗歌圈网罗了一大批“80后”小孩自印诗集，俨然成为“80后”新文学的领军人物。

    浮出水面后的春树在酒局上出现的次数少了，显然她的交际圈扩大了，加之我们这个喝酒圈也确实乏善可陈。

    之后的几年，每次见到春树，话题基本都从形而上转为形而下，比如几乎总要从她的新发型和新衣服聊起，她总是特诚恳地问：哎狗子，你看我这身怎么样？我也总是特诚恳地回答：好。

    跟春树谈及日常生活，得知她与父母的关系缓和多了，她有了稳定的男友，并跟男友在外面租房住，我觉得她流露出某种收山的情绪，我心说，难道这么快就不折腾了？

    但我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有她的作品为证，她的诗歌散文小说依然生猛，但显然越来越厚重，似乎真的走上了“韧的战斗”的路子。我觉得春树的家常里短都是表面，在所谓“物质女孩”的表象后面，她依然“盲目而奋不顾身”，依然误打误撞地追寻着什么，她要的，根本就是物质所解决不了的，爱情也解决不了，这二者顶多也就是个缓解，自然，这也已经不错了。

    春树的很多作品中体现的就是这么一种决绝的追求，生活表面色彩斑斓，内里却弥漫着深重的迷惘和悲观气息，对作品中的人物而言，异性的抚慰和对社会的反叛似乎轻易就得到和实现了，但结果却让人感到廉价和无力，当然有一丝美好，这是唯一的一点慰藉，否则就太残酷了，但换个角度说，春树还算幸运的，因为现实很可能就那么残酷。

    去年十一，春树非拉我去看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我头天喝大了，心说就权当去缓酒吧。在剧场里，我看得昏昏欲睡，春树似乎也在强打精神。我知道春树对革命先烈有一种崇敬和向往，她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一个短语叫“战死街头”，但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太平盛世里，对此你只能怀念和向往……那就在这怀念和向往中继续寻寻觅觅吧，或许会有一条道路突然出现，要假以时日，要有耐心……

    出了剧场，在国庆夜晚的街头，我和春树不知去哪，我说找人喝酒吧，她说好。那一夜，我们喝到东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