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这一群体对城市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渴求，大部分打算放弃回归农村。然而，现实环境又为他们的“融城”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不远的将来，这个庞大“边缘群体”的落脚，究竟会在何方？

    ■石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农民工“融城”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从长远看，农民成为市民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石英说，国际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城市化”，即大多数农业人口转移至非农产业，大多数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城市化率指标仅为30％至40％，与发达国家的70％至80％存在很大差距。

    石英认为，城市化的实现，有赖于农民工在城市的长期居留，这需要全社会顺应趋势，为其顺利“融城”提供必要帮助。这不仅限于经济意义上的接纳，还包含社会意义上的融入，即从身份上赋予他们与市民相同的合法权利（如居留权、劳动权、选举权、社会保障权等）。同时，还要实现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向市民的深入转化。这些，首先取决于城市对他们的接纳程度。

    他认为，由于涉及文化、心理层面的转化，农民工融城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措施促进这一过程尽快实现。

    ■张宝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离土进城不宜操之过急

    “农民工为我国的和平崛起立了大功，但这一群体是否要离土进城，还需进一步深入调研，不宜操之过急。”张宝通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好农民工城市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我国农民工数量庞大，工资水平很低，短期内又很难提高。这样的收入，要在城市买房定居、供子女上学，显然是不现实的。

    “目前要做的事就是，通过深入调研为农民工解决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确需解决的困难，以保证他们对改革成果的共享。”张宝通说，很多农民工反映养老保险“好听不好用”，因为他们的流动性很强，今天在这儿干，明天就不一定了，全国养老保险尚未联网，很多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费交了白交，享受不上，不如实实在在地给他们提高工资。

    ■谷孟宾（陕西省社会会科学院民意调查中心主任）：“融城”对城市管理提出全面挑战

    “根据调研，大部分农民工已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如何应对这一形势，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盘考虑。”谷孟宾认为，这是一个政策无法回避的问题。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不合谐的根源性矛盾，都集中体现在这一弱势群体身上，他们能否与市民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谷孟宾说。

    谷孟宾认为，外来工这一群体的内涵和外延已发生了变化，除在“外来”这一特征上相同外，他们的内部特征已经千差万别：既有城市生活10年以上、准备买房的打工家庭，也有初到此地生活无着的无业者；既有自雇型打工者，也有小店主、小老板、包工头；既有衣食无忧的主妇，也有衣食无着的打工女性。“只有把握他们的分层特点，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管理好了40％的外来人员，也就为社会奉献了40％的和谐度。”

    “发展成果为市民共享”中的“共享”，是指共同享有，但就目前来看，公共资源有限，只能共同享有、共同建设，这其中，除了需要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投入外，还需要确立“党委领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思路。要做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需要全社会的认识统一、观念转变，以及最为宝贵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