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条船，只能一起走
剧场往往检验着社会。
今年秋冬之际在京城首次上演的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如果说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就是通过热烈的观演交流，为中国近30年所走过的道路作了一个生动且富有感情色彩的民意调查。
各种反应中最让人惊骇的，是许多人对该戏表达的“我们一起走”这个期望，表现了质疑和不信任。这让笔者感到，作为我们社会凝聚力的核心部分，即民族国家的认同，已经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和全球化这一里一外的双重作用下，受到了严重伤害。
的确，除了是“中国人”，我们还可以是不限于“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人，比如IT人士、外企职员、西洋音乐发烧友、属于全世界无产者阵营的打工仔等等。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另一个事实：迄今为止，民族国家仍是世界上划分利益的基本单位，中国仍是载着亿万中国人穿越生命之海的那条船。
前不久，我在报上读到一位老艺术家的述往文字：抗战爆发后，她母亲不肯离开东南繁华之地，说日本人有什么好怕的，我大儿子是留日大律师，二儿子是留日大作家，日本人拜见我还来不及呢！结果，鬼子屯军她家大宅子不算，还让老太太挑水烧饭当起伙夫。老人家哪里经受得起，躲到后山林子里，不数日冻馁而亡。听父亲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祖父在大学教书，每月大洋300，家里光拉车的就有两位。抗战事起，一家人逃离北京，加入苦难的《流民图》，辗转川陕之间，生活窘迫，斯文扫地。教授夫人们蹲在街边叫卖糍粑馒头煎饼果子，祖母则卖自己夜里土油灯下吱吱呀呀纺成的线。我还读过一个香港市民的回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带给香港同胞的变化是，英国巡警跟他们交流时，再不用皮靴警棍，而开始说人话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民族国家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含义。
上中国这条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命数不是选择。中国人得一起走，或许说不上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但却是唯一的选择。要论发展，个人的梦想只能跟民族的梦想一起打包发往未来。
如果把整个中华的复兴比作上升的气流，那么，每个人、每个家、每个公司、每个社区的崛起，就是在天空中飘然远举的五彩风筝。应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极有希望的民族，它温和的外表下面有着坚韧的意志，未定的未来对面是坚定的过去。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像板擦一样擦去了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化和语言，但中华民族没有被抹去，而是多难兴邦，在怀疑中得到肯定，在挑战中得到丰富。
当年美洲的印第安人看见殖民者的战舰时，误以为神仙下凡，一起拜倒；当年非洲的部落也是一手收下《圣经》，一手交出土地。而当类似的事物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时，亡国灭种的警世钟回荡禹域，来自数千年传统的忧患意识如野火般迅速蔓延，中国随即在仁人志士的前仆后继、上下求索中展开了以救亡图存、复兴发展为目标的伟大现代化运动。就我们丰厚的精神资源和历史资源而言，中华号是一条可以信赖的船，“一起走”是所有国人的希望之旅。
“一起走”在不同时期会取不同队形队列，这取决于现实环境和古老人性的共同规定。想比别人走得快是天性，不想比别人走得慢也是天性——这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一面写着自由，一面印着平等，二者互为表里，既对立又统一。它们的辩证关系设定了历史会在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循环往复，导演了社会大舞台上横行纵列的队形变化。
30年前，当平等主义的体制能量耗尽，人性的秋千掉头荡向个人主义一端，大路上一部分人起而先行，引出一段你追我赶、声势浩大的脱贫致富式的奔走；30年后，当个人主义的体制问题丛生，社会在财富线上断裂，人性的钟摆便带着历史的惯性回摆——当然不可能是简单的回头。
我们如今在历史轮回中所处的位置，需要我们对以往的利弊得失进行认真反思，需要我们建立彼此扶助、和谐均富的价值观和文化。当印度的富豪穷奢极欲，包了波音飞机去意大利王宫举办婚礼，印度老百姓或无动于衷或看得津津有味时，中国社会却对贫富分化等社会不公做出强烈反弹。这种自我批判意识和自我修正能力，理应使我们对中国这条船、对中国人能“一起走”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