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一些小人物。他们为公共利益而奔走，时时对权力保持警惕；他们总是对生命充满尊重，他们永远对民生怀着悲悯。他们是独立思考者，他们是推动问题解决的践行者。

    他们并非高官，也非明星、巨贾。在现世的价值评判体系中，他们并非成功者，甚至都有些另类和边缘。

    看起来，这些人多半并不“和谐”。他们不肯安分守己，喜欢打破表面的宁静，对许多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指手画脚，惹是生非。在许多人眼里，他们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他们的举动，却无一不是指向真正的“和谐”之路。

    肖启伟：一年换三家医院

    本报记者 朱丽亚

    “他已经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新电话。”一家民营医院的接线员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这家医院地处重庆郊区一偏远小县城。

    十几天前，因实名举报“医药回扣”而被卫生部部长接见的医生肖启伟，离开了他今年落过脚的第三家医院，去向不明。

    肖启伟，原为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外科主任，今年3月1日，在有关领导的暗示下，他从原单位内退，在57岁时背井离乡，接受了山东济宁一家民营医院的邀请；不到5个月的时间，他又来到重庆一家民营医院工作，而这次时间更短，只有一个多月。此后，肖启伟再次跳槽，去了重庆小县城里的这家民营医院。

    肖启伟本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和可以预见的安稳舒适的晚年，却因为看不惯药品回扣，于1998年开始走上了一条漫长的举报之路。2005年，他的举报掀起了一场席卷四川省医疗界的“反腐风暴”，128人被查办，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一批医院院长、处长、科长落马。

    今年年初，22个部委联合起来，利剑出鞘，痛击商业贿赂。实际上，这几年来，公众对于作为医疗系统内商业贿赂行为代表的“药品回扣”，早已不再陌生。打开Google网搜索“药品回扣”这几个字，结果多达58万余条——许多地方都有被曝光、被侦破的药品回扣案，关于“医药代表自曝药品回扣黑幕”、“药品回扣形成原因之我见”之类的新闻也在今年层出不穷。

    肖启伟曾在做客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时说，我举报药品回扣的历史长达8年。全国的医生是200多万人，加上护士是600多万人，大家都知道药品回扣这个事，但能公开站出来举报的，据我所知，很少。这么多医生集体收受回扣，却不出来举报，面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都不吭声，这是一个悲剧。

    挺身而出的肖启伟在这场打击商业贿赂的大潮中，成了医疗系统的一面旗帜。而他的名气，他的被卫生部部长接见，他的被媒体追捧，都不足以改变他个人的命运。不知道肖启伟本人是否知道，他在一些人的眼中也有着悲剧色彩。

    有人撰文称：“2001年，肖启伟第一次匿名举报，最后不了了之；2003年第二次举报，材料竟然转入医院……显然，在肖启伟伸张正义的道路上，有着数不清的‘敌人’，既有现实违规者，也有上级管理者、监督者，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因此，无论肖启伟付出怎样的个人努力，他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可以说他越是努力，结果就越是可悲可叹。事实上，肖启伟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除了将自己以及支持者逼入一种尴尬和绝望的境地，不会出现其他结果。”

    肖启伟所经历的漂泊的2006，仿佛在印证这个预言。

    据说，肖启伟离开山东那家民营医院的最深层次原因，是“药品超市”的失败——肖启伟在该院筹备开设药品超市，价格与社会药店一样。在他实际操作后却发现困难重重：购进同样数量同样牌子的药品，医药公司给公立医院的价格最高，民营医院的次之，社会药店的最便宜。肖启伟说，因为民营医院的进药量不如社会药店，要想享受同等价格就必须缴纳一笔不菲的费用。而公立医院的进价最高则制造了虚高药价，提供了暴利空间，也给了医生拿“回扣”的机会。

    因为联系不到本人，记者无法得知肖启伟最近一次离开的原因。只记得肖启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谈起自身遭遇时出语惊人：我这个“举报分子”离开医院后，大家可以更放心地拿回扣了。

    现实真的如此悲观吗？回扣是否还在继续进行？

    父母在重庆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的王先生含蓄地说：“感觉这两年政策变化很快，因为明年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我父母所在的医院今年总是想办法发钱。”

    某药厂办事处经理说：“每个厂家的操作模式不一样，反商业贿赂行动开始后，市场容量变小了，因为清理了大处方，滥用药尤其是滥用抗生素比以前少了。”

    肖启伟也一直强调：“不要单纯把矛头只指向我们的医生和医院，这是个体制问题。医药黑幕的根源是医疗的垄断性过高，中国95％的医院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与背后的官员、医药监督部门、物价审核部门、药厂、药品招商部门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相比之下，老百姓成了弱势群体。法制建设的不健全，也是导致医药回扣盛行的原因之一。”

    要彻底打破行业的潜规则不仅需要先知先觉者，更需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建设。肖启伟在回忆与卫生部部长高强面谈时曾说：我认为作为一个举报人，我没有这个职责去惩处，但是我有这个责任把卫生行业医药腐败的问题揭示出来。或许这就是肖启伟“8年抗战”最大的意义。

    某报记者戴丹今年9月曾与肖启伟面谈，当时肖启伟表示，他最想做的，就是把曾因举报医疗系统回扣而受了委屈的医生聚在一起，再多做点什么。本报重庆12月25日电

    张曙：我举报的医院评上了先进

    本报记者 李润文

    “我还在继续搜集药品回扣的证据，我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张曙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医院的一名“叛徒”，10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药品回扣，今年他自曝家丑，向媒体讲述了药品回扣内幕。

    今年6月，在接受本报采访后，单位领导找张曙谈话，认为他向媒体揭丑，对医院工作有干扰，也影响了医院的形象。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既是协商，又是要求”，领导希望他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

    而张曙没听领导的话，还是接受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采访。最后，“领导也没说什么”。

    坚持反对药品回扣10年，把4.5万元药品回扣捐给了贫困学生，收集证据举报，但不针对个人，对于他的这些举动，许多人认为他敢讲真话。有单位同事在网站上留言，支持他的行动，以前反对过他的同事再也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张曙这样解释个中原因：“他们以前觉得我是为个人私利，看我坚持了10年还这样，就看出我并不是为了私利。”

    一些医生看了关于张曙的报道后，受他影响，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和他一起揭露药品回扣的内幕。一些医生和药剂师还告诉他一些药品回扣内幕，并帮他收集新证据。因为在他向媒体举报后，就再也没有人给他送回扣，他搜集证据的难度较大。

    就在张曙自曝家丑时，单位发生的两件事情让他很不开心，一是安徽省卫生厅授予他们医院“医德医风示范单位”称号，二是他们医院从正处级升至副厅级。

    “我从本单位搜集了大量药品回扣的证据，我们单位却被评为医德医风示范单位，这不是很滑稽吗？”张曙说。

    在单位升级之前，组织部门到单位考察干部，他亲自找了考察组，递交了实名举报材料，认为有个别领导有违法违纪行为，他们在医院组织收受药品回扣，“有病”在身的干部是不能提拔的。然而，被他举报的干部还是顺利地升了官。组织部门告诉他，回扣是全国都存在的问题，他的说法证据不足。

    张曙认为，在他举报后，药品回扣还像以前一样严重，卫生部门不但没有整改自身存在的问题，还采取其他措施，向媒体“公关”，让媒体播发一些现在看病已经不再难的新闻专题，甚至向他们单位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的称号，制造舆论，掩盖自身问题。

    一次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张曙展示了他搜集的药品回扣证据，但报道中却没有这部分内容。此后，安徽省卫生厅监察中心负责人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认为，张曙反映的开单提成现象的确存在，但张曙不提供证据，无法调查。而一位专家在该媒体上发表意见认为，没有证据的事情无法确认，是无法追究的。

    看了该媒体的报道后，一些采访过张曙的记者也埋怨他，为什么不出示证据，难道他以前说了假话。这让张曙很生气，他认为自己被愚弄了，卫生部门收买了媒体。

    时隔半年，张曙对医疗卫生系统的腐败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

    对于鼓励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竞争，张曙并不看好，许多民营医院技术力量薄弱，搞承包，聘请医生，花许多钱做广告，还要上税，成本明显高于公立医院。在这样的情形下，怎么能减轻病人的负担呢？而卫生部门明明知道一些民营医院弄虚作假，却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在他看来，医生、医院、药厂在这个药品回扣的漩涡中都是受害者，卫生部门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医生是医德问题，而卫生部门却是腐败问题，整治医疗腐败最大的阻力来自卫生部门。

    他对医疗改革顺序的希望是，先解决卫生系统的腐败，再解决医生的医德问题；希望社会能尊重医生的劳动成果，政府加大对基层医院的投入。

    张曙觉得自己的叛逆行为对推动医疗改革的作用不大，但他会继续坚持下去。本报广州12月25日电

    马军：挑战33家在华污染的跨国公司

    本报记者 蒋昕捷

    “如果把马军和姚明、章子怡的头像一道印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都不知道他是谁。”2006年5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中写道：“但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这类人的急切需求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位电影明星。”

    被称为“环保斗士”的马军今年在网上绘制了一幅“中国水污染地图”。这幅“地图”将环保、水利、海洋等部门的统计信息汇总成数据库，公众可以就此迅速检索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个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污染排放等情况。

    比如在一幅地表水分布图上，北京居民会惊讶地看到，主要流经北京八大城区的北运河水系基本都是劣五类水质，连“做景观用水的资格都没有”。

    此外，“地图”上还开列了2800多家污染企业的名单。10月，有媒体从中发现了“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长春百事可乐公司”等跨国企业，于是一篇《33家跨国公司在华污染调查》的报道让马军和他的“地图”备受关注。

    马军本人更关注跨国公司的态度，他觉得上述名单在各地环保部门的公告上都有，被曝光的企业早已知晓，理应有所回应。让马军纳闷的是，除雀巢公司声明善后手段并发布后续检测报告外，其余跨国企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均使用了“疏忽”、“巧合”、“意外”等字眼。

    后来，一些跨国企业找到马军交涉并告知：“相比之下，中国企业造成的污染要严重得多，先管好自己人吧。”

    马军开始反思，为什么这些宣扬“花园式厂房，管理体系全球一致”的跨国企业敢于违反最基本的环保法规？他觉得除了执法不严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尚未在中国感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

    有网友在看了媒体报道后评论说：“外地的企业污染环境，跟我有什么关系？东西能用就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述报道被国外媒体转载后，一些在华企业的母公司直接找马军了解情况。马军说，在国外，如果一家企业被公众认为不能承担社会责任的话，其销售业绩会明显受到影响。这迫使企业在年报中都要以大篇幅介绍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而在中国似乎还没见到跨国企业推出类似的“中文版”报告。

    在一次次交锋中，马军越发觉得，水污染控制，首先要解决机制问题——要加强执法，突破利益关系就必须强调公众参与。

    马军把制作“地图”当成一次尝试，他想知道针对水污染，公民能了解到什么程度？让马军感到欣慰的是，来自各地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在网站留言中讨论水污染问题。

    上海某镇的一位居民在留言中写道：“镇上有一家外资控股的啤酒厂对本地水域排污严重，河水已成了酱汤色。镇水厂因为水质恶劣，已无法向本地居民供水。但该啤酒厂是本地创收大户，镇政府吃喝开销、旅游甚至丧葬都由该厂赞助。上面检查组一来就有人给厂里通消息，于是全厂职工休息，自然也不会排污……”

    马军坦言，公开的目的不是为了搞垮企业，而是希望公众的压力能迫使企业承担起应尽的职责。

    “依靠公众，改变目前自上而下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代之以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应该是解决中国水危机的最终途径。”实际上，依靠公众参与的想法，马军早在1999年就写入了自己的《中国水危机》中。

    2005年9月，“开发派”与“环保派”激辩怒江建坝一事，马军作为主要执笔人写了一封《民间呼吁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提出，大型项目的决策必须有适当程序，如果只允许一方主导决策，必然导致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并表示反对没有一个公示或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

    不过，马军这个长期坚持的观点还是遭到了反对派的批评。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以笔名“水博”撰文，质疑马军的“水资源专家”身份，称其为“伪环保分子”、“制造反坝谣言的专家”。他质问马军：“中国大型工程哪个公示过？‘神六’上天了，有没有公示？怒江的环评报告700多页，就像一本厚书，怎么公示？”

    马军坦言，后来的争论让他无力招架。“都是普通人，看到这样的文字心理上接受不了。”不过，他依旧坚持，在发展和环保之间，只有了解了真相的公众才能决定最终的平衡点。“与‘神六’上天不同，建坝更直接关乎人的利益。”马军说。

    2006年12月9日，马军被7部门联合授予“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评委会的评价是：“他对中国水污染预见性的关注，为现实所验证；他对信息公开机制的创新，为公众参与环保创造了新的模式。”

    而曾经与马军论战过的“水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撰文认为，“唯生态论”的马军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其效果不可能是保护生态环境，而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如能就此引起民众对我国环境问题的深层次的关注，未尝不是件好事。”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