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成功者谈成名之道，颇合传播学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是，有的经验之谈未免故作高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则如出水芙蓉，平白无华，却一语破的。易中天就坦言，自己成名“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说人话。”（《广州日报》12月27日）

    易之所以一朝成名，原因很多：比如选择了适宜成名的题材、方式、舞台；《品三国》品出了新味道，也品出了世道人心。这些大伙儿多有体悟。我倒也以为“说人话”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即“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要说实话，不玩虚套，要说人话，不打官腔。”

    我理解，所谓“人话”就是讲自己的话，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要说自己的话就得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出点儿思想。这种思想是自己的，不拾人牙慧，更不是剽窃抄袭来的。这种学术创新符合社会公义道德理性，而不是故意跟公众的情趣、善恶和基本伦理过不去。

    其实，人人都会说话，在当下的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说话的权利。而作为学者，自然要大声说话，多说话。通过说话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科学、正义、民主、法治的理念。这既是职责，也是义务。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以理性、建设性的眼光来打量我们的社会和产业，以悲悯的情怀关注世俗百姓的衣食冷暖。为此，在百姓最需要的时候，要敢于挺身而出，大声地维护公众的根本利益。学界固然需要百家争鸣，但学术自由不是可以不负责任地乱说，争鸣驳难也必须建立在有专业学养、对社会公正保持起码敬畏的基础之上。

    可综观近年来国内学者的言论，不难发现胡说八道、奇谈怪论连篇累牍，屡见不鲜。比如“中国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国有资产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医生收红包可令医患关系更和谐”等等，不一而足，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悲哀和学术失德的体现。

    当然，要求一个学者说的话100％正确，未免太苛刻，也不客观；但如果一个智力正常的学者，其观点不符合基本的是非和荣耻理念，与世道人心隔膜太深，甚至相悖，我们就应该质疑其高亢声调背后的动机。让人感到可悲的正是，一些学者或屈从于权势，或屈从于财富，或被利益集团所收买，要保持学术独立，说人话，委实难矣。

    比如，新近一些专家低声下气地说：中国人今后不要把“龙”当作中国国家形象的标志了，因为在西方，龙是一种凶猛的怪兽，充满霸气和攻击性，容易引起外国人的误解，还煞有介事地立项进行研究。而新华社驻外记者对美、法、德、俄罗斯、日本和越南等国居民访问的结果，却发现外国人根本不同意此种看法，甚至认为中国专家应挺起腰杆来，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要那样崇洋媚外，专看外国人的眼色行事，这无疑再一次让中国学者大跌眼镜。

    我们需要像费孝通那样，真正深入到最基层的经济组织，拿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指导性观点的学者专家，像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埋头书斋对基础理论深入钻研，以及乐于为民效命鼓呼，说人话、办人事的学者专家。“套话、假话、空话、废话、屁话都不是人话”——愿学者们能以此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