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是按内外资企业分别立法的。应该承认，国家对外资企业所得税采取了有别于内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为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任何事物总是发展的，今天的中国市场，是任何一个想要逐取最大利润的外资企业所不能、所不敢忽视的。中国在谋求与世界接轨，同样，世界也在谋求着与中国的接轨。而且，内外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公平经济的实现。而且，外资企业凭借超国民待遇，取得了市场领先位置，对民族企业、民族品牌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此时，外部重视中国市场，内部谋求平等，可以说，中国已取得构建内外资企业平等地位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已经成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正式进入我们的视线。正如有专家所说，此举“有利于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意义如此重大，理应值得欢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打破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还任重道远。

    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绝不仅仅表现在企业所得税。所谓超国民待遇，是全方面的，不仅指税收政策还包括投资环境。随着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税收政策方面内外资企业并轨已现曙光，但投资环境尚未见清晨第一缕阳光。仅以目前热闹的招商引资为例，很多地方，只要外资肯来，是要地有地——而且价格很低，要政策有政策——怎么让外资满意怎么来。

    外资企业的超国民，源于政府权力的“超国民”——不受监督，为所欲为。权力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常常表现在个人身上，体现为个人权力。所得税的并轨，可以从制度层面来保证；但投资环境以及发展环境内外平等，却往往依赖于政府个别官员的态度和认识。如果官员尤其是决策官员重视，那么平等就有可能，反之则不可能。现在，招外商引外资工作如何，是悬在不少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而外资也往往“挟资本以令官员”。如此现实下，指望地方官员在自己辖区内打破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实为做梦。

    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经济。内外资企业在起点上存在先天性的不公平，在终点上由于竞争又不可能产生结果上的公平，政府的责任就是制定规则的平等，实现过程的公平。内外资企业的不平等地位，无疑是对公平经济的极大破坏，并最终影响市场破坏市场规律的正常运行。从这意义上说，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只是起点，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