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钦佩王小云老师的同时，我注意到报道中提到的一个事实：从1996年到2004年，王小云总共才发表了1篇论文。这让我不由得又对山东大学数学学院的领导心生敬意。在8年仅仅发表1篇文章的情况下，学院仍然支持王小云老师进行冲击世界技术前沿的研究，确实需要一些与众不同的胸怀和眼光。如果按照今天许多大学制订的管理规章，“8年发1篇”通常属于“考核不合格”的情况，属于需要调整岗位或降级使用的情况。

    我又联想到已经去世的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晏才宏老师。晏老师属于中国大学中最优秀的教师之一，很多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认为他是“自己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由于没有论文，晏老师去世的时候仅仅是一名讲师。想到耳闻目睹许许多多不学无术者成为了副教授、教授，我心中充满了悲愤。

    中国大学的大学教育是否成功？杨振宁与丘成桐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前者认为很成功，后者认为很不成功。对此，新浪网和中国青年报在网上进行了联合调查，结果是90％以上的人支持丘成桐，支持杨振宁的不足3％。我认为，参加投票的人多数是在校大学生，这一结果基本可以反映出大学生的看法。

    中国的大学教育是否成功？大学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倒是可以部分说明问题。

    笔者接触过许多中外大型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他们共同的看法是：人才短缺是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人才饥渴是他们共同的切身感受。企业之间竞争的主战场是人才争夺。其特点是日趋白热化，日趋残酷。面对“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困境”与“企业间人才竞争白热化”之间的反差，我遗憾地看到，在如今的中国大学，王小云、晏才宏这样的老师太少，而大量存在的是垃圾课程、垃圾课堂、垃圾论文。

    当然，大学的校长、院长们确实存在无奈和困惑。要求论文数量有弊端，不要求论文数量可能弊端更大。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在“8年发1篇”以至0篇的教师中，有王小云、晏才宏这样的优秀人才，也有大量不学无术、心有旁骛的庸人和懒人。在“著作等身”的教授中，有与王小云、晏才宏同样优秀而勤奋的人才，也有学术垃圾的制造者。

    高等教育的问题不是论文数量要求的多少问题，而是缺乏优化机制问题，是管理体制的问题。校长、院长们所面临的左右为难的局面，是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步伐缓慢造成的。体制改革是可能带来巨大变化的。以农业为例，一样的地，一样的人，改革以前是打出的粮食不够吃，改革以后是打出的粮食吃不完，其中的奥秘就在“优化机制”，就在于改革以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改革以后则干好干坏不一样了。

    今天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论文数量要求的多少问题，不是“科研优先”还是“教学优先”的问题，不是把钱用于“盖大楼”还是“请大师”的问题，更不是“统一考试”还是“自主招生”的问题，而是建立优化机制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干好干坏不一样”，大学的校长、教授应该是“干好干坏不一样”，干不好的教授要“下课”，干不好的校长要“下岗”。为此，就需要真正确立大学的法人地位，大学就必须是真正承担责任的法人，而不能仅仅是一个不承担责任的“子公司”或“生产车间”。

    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地大声疾呼，希望教育主管官员们能够拿出更大的勇气，能够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步子迈得大一些。遗憾的是，这些呼吁所产生的作用甚微。今天，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已经将高等教育逼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越来越多的贫困农民举债数万元支持子女读完大学以后，面对的却是子女“毕业即待业”。这样的大学，还不需要改革吗？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殷切地希望教育主管官员能够认真思考这种“求职困难”与“人才短缺”并存的现实，能够拿出更大的勇气，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