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读者来信中发出的感慨。去年12月15日，本报关注博士生生存境遇的文章《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刊发后，引起了广大青年尤其是部分博士生的强烈共鸣，纷纷在网上发表贴子，展开讨论。记者注意到，某门户网站的讨论发言高达1000多条，许多高校的校园论坛上，这篇文章也无一例外地成了热门话题。有些读者还直接给本报来函来电，要求参与讨论。

    从他们的整体反映来看，博士生群体确实在学习、生活和就业上遇到不少困惑和迷茫。总结起来，博士生反映最多的，是招生人数太多，而好导师等培养要件太少；抵制不住诱惑的时间太多，能安心做学问的时间太少；找工作的人太多，好工作太少；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学习生活补助太少，等等。

    除此之外，学风上的浮躁、心态上的急功近利、科研上的“短、平、快”、专业培养设置与社会脱节、学习外语与专业研究的冲突等，也是博士生群体反映较多的问题。

    一位读者来信说，博士一直被认为是学历阶梯的最高层，他们代表着知识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在公众眼中，他们是知识精英，有着光明的前景，但从没想到原来他们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他认为，关注博士生的生存状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才环境，应当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

    也有一些人认为，博士生反映的生存现状是无病呻吟。他们认为，在中国社会，读上博士就会被认为是成功的标志，如果他们这个群体还不满足，在普通大众看来不可理解。

    但许多博士生却认为这篇报道“道出了他们这一群体的心声”。北京某研究所一位博士生来电表示，他认为文章写得十分真实，让他深有同感。他说，他作为专业研究生联合会主席，在组织召开的学术论坛上，也整理出了大致相同的问题。“既然是普遍问题，就应当多呼吁一下，发出博士生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自己还默不作声，不仅耽误了自己，也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他认为，现在是要对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培养体系作出及时反思的时候了，因为现在博士帽贬值太快，整个社会对博士生的社会评价在降低，读博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甚至许多在校的博士生，也为自己选择读博而后悔不已。“我们应当反思面临的问题，关注我们的成长环境，这也是对社会负责任。”

    南方某高校一位材料学院的博士生也来信说，他也是如同“远潇”一般“苦闷”的博士。在读硕士的时候，导师采取“放羊式”管理，他一个人鼓捣“混着”毕了业，但感觉自己在所学的专业领域相对于本科时期几乎没有进步，不甘心又考了个好学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想让自己在专业上有所长进。

    结果事与愿违，据他反映，他导师目前的状况是，手头没有一个有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实验室的设备条件也实在太简陋，根本无法开展相关的试验研究；学生在校外做试验的花费导师只负责报销一半，其余由自己掏腰包；每个月605元的补助，基本满足不了生活开销。“有时一想到这些，我就感觉无奈和苦闷，哪还有心情做研究？”

    江苏某高校一位工科博士生表示，他对导师很有意见，“当初报考时，‘老板’向我保证说研究课题和工程都很多，等到来以后才知道导师也搞欺骗，我的师兄都已经是博士第3年了，还没有一个课题”。他说，前段时间北京有个专业国际会议，他被邀请参加，可是要花些往返路费等，结果导师坚决不同意。“这种情况谁能不心寒？”

    但一些博士生也不愿意看得太过消极。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孙国东说，虽然他不否认“远潇”等人反映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环境短期内不能改变的情形下，博士生更应当问问自己：如何适应当下的社会？如何适应当下的博士生培养制度。

    他认为，在当下培养制度下，要读博士，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有献身学术的心理准备；其二，必须具备基本的学术素养；其三，必须有较少的物质欲望；其四，必须有较强的自制力；其五，必须具有较好的英语或其它外语水平。他认为，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根本就不应该读博士，“但以本人在学界几年的见闻，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博士生在整个博士生群体中却比较多。”

    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等多位高校博导，也对当前博士生群体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培养体制是问题的一方面，博士生自己也要调整，不能一切归咎于培养制度。

    许纪霖说，他发现，现在博士生读书的风气不行，“大部分博士生不是来求知的，而是要来解决一些具体的功利目标的，读博士是为了能够到好的城市，评上好的职称，或者找到一份好工作”。

    刘海峰也认为，博士生自己也需要反思一下。现在博士生用心少了，做毕业论文选题“撞车”的情况越来越多，研究重复来做，创新性不够，“博士生如果博而滥不行，一定要钻研得深，有创新才行，他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