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从法律制度上找原因，不妨这样说：如果肇事者不逃逸，而是对孩子积极进行救治，即使不救治而逃逸，只要不把孩子扔到水塘里，孩子说不定不至于死。而肇事者之所以逃逸，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还要把孩子扔到水塘里则是为了更快更隐蔽地逃逸——如果法律规定交通肇事者，不管是撞伤还是撞死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他还用得着逃逸吗？一个三岁孩子的生命不就可以保下来了吗？分明是制度杀人！

    这当然很荒谬，但这样的荒谬人们并非总能意识到。

    有些犯罪，本不是法律本身的错，而总被指为法律的错。比如抢劫后杀人灭口，有法学家就认为是对抢劫罪判以重罪（死刑）才导致罪犯杀人灭口，但这个法学家忽略掉的是，对一个残忍、自私的凶徒来说，追求的是刑责最小化，也就是零化，除非让抢劫罪不受任何惩罚即合法化他才不会杀人灭口。至于说，抢劫犯之所以杀人灭口是基于“不论是抢劫还是杀人，反正是个死”的心理，但罪犯何尝这么想过？他的犯罪都是以“不被抓捕归案”为前提的。

    一个人丧尽天良，法律除了可以对其进行事后惩罚之外，根本无能为力，无法制止其犯罪。《青年时报》此一报道的开头还提到年前发生在四川的“二次辗压”致一三岁儿童死亡事件，当时也曾被许多愚蠢的时评家指为“制度杀人”——是交通事故赔偿“撞伤不如撞死”的法律后果导致了“二次辗压”。其实关“制度”何事？这一次发生在永康的事件就不关“撞伤不如撞死”啊，肇事司机想要的是不承担任何责任，连撞死的责任都不愿承担——为了责任最小化，假设当时有目击者在场，安知这个无良司机不会杀人灭口？

    当人们将“二次辗压”归咎于“撞伤不如撞死”时，分明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肇事者如何在现实中贯彻“撞伤不如撞死”这个理念呢？“撞伤不如撞死”只能作为事后判断，而不可作为事先选择的。大家都知道，辽宁一人大代表为泄私愤驾车撞人致人死亡，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这当然与“撞伤不如撞死”无关，但却足以说明，当肇事者贯彻“撞伤不如撞死”的理念时，行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的后果是不如撞伤呢还是不如撞死？

    将“二次辗压”归于制度，以此思维看永康事件，就只能推导出“不管是撞伤还是撞死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他还用得着逃逸吗？”这样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单个人的丧尽天良，永远不是法律和制度可以消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