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本书的出版，都有它的终极目标。或是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剖，或是对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或是对一个观点体系的确立，当然，为了作秀、赚钱而出版的也比比皆是。但是这些都与《我们的时代》无缘。

    《我们的时代》是讨论中国现实问题的一本大书，它追求的是用理论或者说学术对现实生活进行解读。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得太快，我们的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自然是国人所举目关注的大问题。

    《我们的时代》无疑是一个探索，能否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看成是一个有限的进程，就像是美国对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同样也是一个历史进程，只不过两者的时间、范围和性质相差悬殊。我们的专家坐在电视屏幕前，给国人分析战争的进展，挖掘战争的背景，透过硝烟迷雾，分析世界的未来。这个比喻的载体或许是非常不恰当的，但同样的方式和效果却是《我们的时代》的作者和编者所非常向往的。强烈关注现实的愿望，驱使着《我们的时代》把社会、经济、文化诸学科从象牙塔里拉出来，和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惑进行零距离的交流和碰撞。

    因而，阅读《我们的时代》，你不要觉得历史跨度太大，从鸦片战争到和谐社会的提出，这本来就包含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你也不要觉得讨论的问题过于宽泛，从群众运动到思想解放，从乡村建设到城市化。半个世纪，我们都经历了太多的问题和疑惑，因而在阅读的过程中难免会浮出几个问号：黄平、姚洋、韩毓海对这段历史思想的脉络梳理得是否清晰？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解读有无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说？他们的解读能否理性地让民众走出困惑？

    就我个人的阅读来说，遇到经济问题，我本能地注重姚洋的说法；遇到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则注重黄平和韩毓海的评述。姚洋比较聪明，在经济以外的问题插话较少；黄平和韩毓海则具有很高的热情，勇于对本专业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这是对话的必须。试想，如果出来两个经济学家、两个社会学家、两个文化学家进行对话，都会把这场对话变成某一个专业的问题讨论，而这本书的要旨是整体地、跨学科地对现实进行开放式探讨。

    他们三人的解读是温和的、充满理性色彩的。尤其是在对合作化运动、工业体制的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在历史的无奈和两难选择中，寻找计划经济体制当年存在的合理因素及被人忽视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和社会健康卫生体系的建立。这些独到的反思，大大地缓和了对历史认识的摆动幅度，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对现实的理解。

    对于现实的哲学认识，作者提倡这样一个观点：把现实理解为在不在场的“过去”中生成的，从而也将向一个尚不存在的“未来”转化。这是理解现实和超越现实的思想视野，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往往就是实用的和功利的“眼前利益”，从而缺乏从“过去—现实—未来”的视野中去把握那个变动和生成的“现实”的能力。

    现实的重要特征是变化的，而太多变化的现实确实使人们无所适从，甚至把“眼下”当成了现实的全部，而割断了和过去的联系，把握不住未来的脉搏。重建知识与“现实”的联系，使得我们认识现实有坚实的基础，参与现实有更高的自觉性。

    体现作者关注现实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一再强调知识阶层的作用和责任。在他们看来，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样的问题，作为普通百姓不去关注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知识阶层，在这样的问题上麻木不仁，则是丧失了应有的历史责任。

    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实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当下还是一个非常敏感和尖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难以绕过去的历史心结。作者勇敢地面对它，面对90年代以来知识阶层溃散和放弃责任的现实，这是很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感受到知识阶层关注现实的意义，也才能理解作者抛出此书的目的——让人们看到不同思想的“风暴”，搭建知识阶层思想交锋与对峙碰撞的宽大平台。

    《我们的时代》黄平、姚洋、韩毓海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9月版